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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在对古罗马兴替盛衰的研究中，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以其眼界宽阔、功力精深、资料广博、文笔典丽而成为顶峰之作。这部巨著的主要观点，是罗马亡于蛮族与基督教。作者“接受了法国启蒙思想家所传播的自然神论的观点，从而掌握了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对基督教传统教义、信条进行批判的武器。” 叙述了兴盛强大的罗马帝国逐渐走向衰落直至灭亡的进程中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深刻分析了导致其灭亡的内因和外因，发人深思。
全六卷本简体中文版《罗马帝国衰亡史》，上下纵横一千三百年。全书涵盖三大特点：一是罗马帝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与社会生活，帝国扩张与防卫、内部元老院和皇帝的权力拔河；二是蛮族入侵与其间之重大战争；三是基督教的发展，政教之争，回教兴起和十字军东征等。《罗马帝国衰亡史》出版后传颂百年迄今不衰，其文学光彩与史学成就同样为后人称颂。本书一直以节译本的形式在中国大陆流传，此次全译本的推出足偿中国大陆学者与藏书家的宿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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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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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十八世纪史家爱德华•吉本，于游历罗马城废墟时发思古幽情，遂穷毕生之力，勾勒罗马帝国衰亡的历史。其著作上起罗马帝国早期两安东尼朝的黄金时期，直迄东罗马帝国毁于异族之手，举凡此1000多年的变幻风云，无不尽收笔下，精彩生动，充满洞见，堪称如椽巨笔。六卷本《罗马帝国衰亡史》自著竣至今已经200余年，吉本时代的典雅文风和宏阔精神为现代的拘谨和功利所横绝，西方史学界再无能望其项背的著作问世，使这部煌然巨著终成声遏行云的绝响，如同莎士比亚戏剧一样再难复制，后人引为一叹之余，备加珍惜和推崇。而今，举观西学经典，虽繁如沙粒，能与《罗马帝国衰亡史》比肩而立的，寥然无几。西方人每言及昔日荣光，必称罗马；每言及罗马，必称此书。可想见其在西方的地位。
《罗马帝国衰亡史》是最早进入中国学界视野的西方经典著作之一，然则因为其篇幅庞大，迻译困难，大陆一直没有全译本问世，只有商务印书馆出过两卷节译本，仅相当于全书三分之一。二十年来，大陆学界译事繁荣，乃至惠及西学二三流的著作，而如《罗马帝国衰亡史》这样超一流的巨著，竟付之阙如，通行仅为节译本，大陆学者和藏书家一直引为遗珠之憾。今吉林出版集团推出的全译本，译文为台湾翻译家席代岳先生所作，席代岳先生国文西文兼长，以迻译《罗马帝国衰亡史》为平生大愿，并费十数年之功力，终遂此愿。席代岳译笔优雅朴素，颇有古风，足以传神吉本之风骨。同时本书业经大陆学者进行了严谨校勘，臻于完善。合海峡两岸之力，一代伟大史著的中译本终成完璧，大陆学者和藏书家终于等来迟到二十年的喜讯。
没有《罗马帝国衰亡史》，西方史学界将光华黯淡；没有《罗马帝国衰亡史》的完整中译本，中国大陆翻译界将引憾含羞；而作为一个有文化的人，藏书中没有一套完整版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书柜又怎能向他人展示和夸耀？
本书看点：1、英国十八世纪史家爱德华•吉本，遂穷毕生之力，勾勒罗马帝国衰亡的历史。其著作上起罗马帝国早期两安东尼朝的黄金时期，直迄东罗马帝国毁于异族之手，举凡此1000多年的变幻风云，无不尽收笔下，精彩生动，充满洞见，堪称如椽巨笔。其文学光彩与史学成就同样为后人称颂。2、台湾翻译家席代岳先生国文西文兼长，以迻译《罗马帝国衰亡史》为平生大愿，并费十数年之功力，终遂此愿，此次吉林出版集团推出的正是席代岳先生的了愿之作。3、《罗马帝国衰亡史》这样超一流的巨著，在中国大陆通行仅为节译本，大陆学者和藏书家一直引为遗珠之憾。今吉林出版集团推出的全译本，实为大陆学者和藏书家迟来的喜讯。
前言
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1737 A.D.1794 A.D.）是18世纪英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运用渊博的学识素养和启蒙时代的哲学理念，写出英国最重要的一部历史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从公元2世纪一直叙述到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博大雄伟的史观加上优美典雅的风格，不仅是学术名著，更是文学杰作，两百年来傲视西方史学界，要是与我国的史书相比，誉之为欧洲的《史记》和《汉书》亦不为过。
一、 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的生平
吉本的曾祖父是一位布商，祖父是事业发达的军事承包商，从威廉三世的大陆战争获得巨大的财富，后来从事航运业和进出口贸易，因为船难事件遭受重大的损失，全部财产从超过十万英镑减少到一万英镑，他仍然没被厄运所击败，重新站起来奋斗，等到1736年去世之时，再度成为有大批资产的财主。他唯一的儿子爱德华•吉本生于1707年，就读剑桥大学的伊曼纽尔（Emmanuel）学院，后来成为彼得菲尔德（Peterfield）的国会议员，在1734年进入下议院，娶朱迪思•波滕（Judith Porten）为妻，生育七个小孩，除长子外均夭折。
1737年4月27日，吉本诞生于帕特尼（Putney），是家中的长子，名字仍旧取为爱德华，出生后六个月祖父过世。小爱德华幼年体弱多病，多次濒临死亡边缘，母亲连生多胎无力照顾，靠姨母凯瑟琳•波滕（Catherine Porten）看护，等到他十岁时母亲过世，由姨母抚养，自小培养博览群书的习惯，启发对古典文学的爱好。姨母在1786年去世，吉本把她称为“生命中幸福和荣誉的泉源”。吉本在入学前延请家庭教师启蒙，然后进入金斯顿（Kingston）小学，1749年就读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中学。吉本到校极不适应严厉的求学环境，后来把它称为“充满恐惧和悲伤的魔窟”，幸而他的姨母及时前来为学校办一个膳食宿舍，使吉本能在中学度过两年时光。1750年，他罹患神经性疾病，被送到巴斯（Bath）温泉地区去疗养，停止正规学校教育，完全请家庭教师教导，后来他父亲带他回乡，家中藏书甚丰，每日以读书为乐。他在自传中提到，十二岁那年是他心智开启的一年，对尔后影响甚大，发现历史是智慧的最佳食粮，到了十四岁已经将主要作品阅读完毕，对于整个历史的发展建立大致的轮廓，并力图解决有关编年的困难问题。他早年的研读除受教于姨母指导外，完全是自我苦读的结果，终其一生历史写作从未询问他人的意见，这种特殊的风格成为他的标志。同时他从幼年起，对希腊文和拉丁文都已打下非常扎实的基础，可以流利的阅读和书写。
吉本在自传中提到身体在1751年突然转好，于是他的父亲老爱德华决定将他用自费生的名义，送入牛津大学的莫德林（Magdalen）学院。1752年4月，吉本到校，发现自己的学识让教授感到惊奇，但是在其他方面则是一窍不通，这时他学习的重点在“世界史观”，尽情阅读校中有关阿拉伯、波斯、犹太、蒙古和突厥的历史著作。未过多久，他对牛津的教育方式感到不满，失去学习的兴趣，他的导师“只记得束修，不愿负责任”，对他的研究项目根本无力指导，在完全放任的状况下，吉本经常逃课出游，校方根本不管。
吉本在读史的过程中对宗教的争议产生兴趣，加上受到姨母的影响，学习的重点转向神学，为了反抗大学有关国教教条的信奉问题，开始研究天主教的教义，1753年6月8日在伦敦经由神父受洗，皈依罗马天主教，后来他虽然辩说当时过于幼稚，但纯粹是思想上发生转变所致。
他父亲得知信息极为愤怒，一则大学无法容许改宗行为，势必离校；再则按当时规定，吉本失去在政府机构供职的资格。于是老爱德华采取补救措施，为了不中断教育，便将儿子送到瑞士的洛桑（Lausanne），寄宿在加尔文派（Calvinist）牧师M.丹尼尔•帕维拉尔（M. Daniel Pavilliard）家中。
吉本在1753年6月底到达洛桑，开始瑞士第一次的五年居留期间，学习的环境完全改观，信仰的问题未能解决，再加上家庭发生事故以致经济拮据，最初他的内心感到非常痛苦，但是后来提到这段时期，却认为是他人生的转折点，各方面都发生重大的变化，对老父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帕维拉尔牧师是学识渊博的明师，也是循循善诱的长者，对于新来的学生有极好的印象，愿意尽心来解决宗教和学业的问题，他为吉本拟订周详的学习计划，重新安排研究的重点，让他养成有秩序的读书习惯。在帕维拉尔全力的教导下，古本受益匪浅，精读古典和现代的名著，研习数学和逻辑学，最重要的是通晓法国文学和哲学，也能用流利的法语与人交谈，对他尔后产生极大的影响。
由于对文学的钻研，不仅扩大知识的范围和深度，也养成一生为文简练精确的风格，后来他在自传里提到：“我的教育能有成果，是幸运之舟正好搁浅在莱芒（Leman）湖岸”，并且推崇帕维拉尔是“心灵和知识的再生之父”。他在洛桑认识很多当地的知识分子，广泛讨论有关法律、政治和宗教等问题，对于法国启蒙哲学的著作进行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孟德斯鸠（Montesquieu）、洛克（Locke）、卢梭（Rousseau）和伏尔泰（Voltaire）等人的著作，涉猎的范围包括历史、哲学、诗歌、戏剧、小说、神学和形上学等，使得吉本的眼界开阔，能够走在时代的尖端；同时，当伏尔泰在洛桑居停时，他有幸前往拜会，相谈甚欢，要说吉本不受他的影响似乎是无法想象的事，吉本不仅从他的作品中汲取自由主义的精义，更对宗教迫害和宗教偏执造成的恐怖、政府与教会的狼狈为奸、战争的消耗与损失、迷信行为的荒谬等，进行无情的批判和指责。
吉本离开英国的主因是宗教，来到瑞士一年半的时间，深思熟虑后，终于放弃天主教，1754年圣诞节公开回皈基督教新教；后来，他在自传中提到这件事，有点避重就轻的说道：“我在洛桑时，终止对宗教的探索，虔诚默信天主教和新教共同认可的信条和教义。”他承认帕维拉尔的开导解开心中的疑虑，主要还是经由自我反省，认识到《圣经》记载的神迹，无法为人类的感官所接受，从此宗教问题带来的困惑迎刃而解，随着对哲学和自然科学的认知，以及理性主义世界观的形成，接受法国启蒙哲学家采取自然神论的立场，否定“君权神授”的政治观念，从而掌握《罗马帝国衰亡史》的重点，不遗余力反对基督教的经典、教义、体系和信条。
1755年他的父亲继婚娶多罗西亚•巴顿（Dorothea Patton）为妻，特别来信告知，并提到当年就是这位女士推荐的医生，才治好小爱德华的病，从此他和继母之间相处融洽，曾在日记里写道：“我非常敬爱她，一直把她当成一位同伴、一位朋友和一位母亲。”
他在二十一岁生日前夕返家，虽家中景况大不如前，他父亲仍答应每年给他三百英镑；他提到在洛桑认识女友苏珊•屈尔绍（Suzanne Curchod），不仅容貌美丽而且天资敏慧，双方已经论及婚嫁。这时他的父亲和继母以为该女家庭贫穷，不是理想对象，要求断绝来往。吉本因孝顺其父，而且也无成婚的经济能力，只有分手，后来他提及此事无限唏嘘，曾说道：“我是个唉声叹气的情人，但却是个遵从父命的儿子。”他和苏珊疏远以后，还是与她成为终生的挚友，她后来嫁给任法国财政大臣的雅克•内克尔（Jacques Necker），因帮助其夫而享誉上层社会。吉本终生未娶，过着独身生活，但却性好渔色，这也是他被教会人士攻击的主要原因。
从1758年到1763年，吉本过着乡绅的生活，不是陪父亲参加各种宴会和打猎，就是在伦敦的文艺沙龙消磨时间，虽然也读很多的书，年届而立仍然一事无成，靠着父亲资助度日。他在七年战争期间，加入南汉普郡（South Hampshire）民兵部队，授上尉官阶，克尽职责。从1760年到1762年，他在军中服役两年，各种读书研究因而中断，但是也认识许多终生对他有助益的朋友，到1768年他又申请恢复军职，并升任少校，最后在1770年以中校军阶除役。后来他说过，军旅生涯的经验对他成为历史学家有很大的助益，尤其是这段时间，他利用空闲完成两本作品。
吉本的父亲在1770年去世，他过了两年繁忙的事业生活，在伦敦卡文迪什广场（Cavendish Square）定居下来，专心从事写作，同时也广泛参加各种应酬交际，认识许多文人学者，成为著名文艺沙龙的会员，1775年入选文会，与雷诺兹（Reynolds）和约翰逊（Johnson）交往甚密。由于吉本的父亲曾任彼得菲尔德选出的下议员，所以他能获得政治上的人脉，在1774年和1781年分别当选下议员进入国会，其时正值北美独立战争，他的政治立场是维持英国利益，反对殖民地独立。同时他也是诺思爵士（Lord North）热心的支持者，尽力推动组阁事宜，虽然他在下议院有八年的时间，一直默默工作，对各项立法和政策的考量，都极为正确而周详，但是生性保守不善言辞，始终不愿公开发表言论，以至于在政治方面无法一展长才。不过，却得到首相诺思爵士的赏识，担任贸易和殖民委员会的委员，年薪高达七百五十英镑，使他能过着优渥的生活。
《罗马帝国衰亡史》第一卷四开本在1776年2月17日出版，初版五百本在数日内售罄，立刻洛阳纸贵而轰动一时，知识分子几乎人手一本，吉本自夸已到泛滥成灾的地步。但名满天下，谤亦随之，尤其他在第十五及第十六章，对基督教的兴起和发展作极不友善的描述，激怒教会及宗教界人士，终其一生不断受到攻击和嘲笑。1781年出版第二卷和第三卷，叙述到476年西罗马帝国结束，此时吉本本想先休息，再考虑进行后续的写作。1782年诺思爵士政府下台，吉本所委派的职务也被撤销，对他的经济状况产生很大压力。他离开英国前往洛桑居住，很安静地撰写最后三卷，于1787年6月完稿。这几卷在1788年5月8日，他五十一岁生日当天出版。
1788年底，吉本又回到洛桑开始撰写自传《我的一生》，后来在1793年出版。起先是好友乔治•戴维登（George Deyverdun）中风死于1789年7月，接着法国大革命爆发，这段时期吉本的身体很差，又忧虑瑞士受到侵略，加上法国发生大屠杀事件，以及路易十六被处死，使他无法在洛桑过安静的生活，健康情形更加恶化。1793年友人去世返英，旅途劳累致病况加重，翌年1月16日病故伦敦圣詹姆士街家中，享年五十八岁。吉本在逝世前非常感激的提到：“《罗马帝国衰亡史》使我获得世界的名声、荣誉和地位，死后毋须接受任何头衔。”
二、 吉本撰写《罗马帝国衰亡史》的经过及其背景
吉本很早就从事写作，开始是在文学领域，居留瑞士期间，学习法文的同时也研究启蒙哲学，深感当代法国文人对希腊和罗马古典文学的忽视，1755年将西塞罗（Cicero）的作品译为法文，接着以两年时间，用法文写成《论文学研究》（Essai sur lEtude de la Literature），于1761年出版，这是他第一部作品，在欧洲大陆深获好评，但本国则无人问津。他在这本书里特别提到具备哲学风格的历史学家，认为“哲学家不一定是历史家，而历史学家不管怎么说，要尽量做一个哲学家”。他主张哲学的历史观： 第一，强调以俗世为历史的焦点，人性重于神性；第二，排斥个人英雄主义，群体的需要决定一切；第三，力主人类社会的矛盾现象是常态；这也决定他尔后撰写《罗马帝国衰亡史》的一贯立场。1770年吉本匿名出版《维吉尔史诗埃涅阿斯纪第六卷之评述》（Critical Observations on the Sixth Book of Virgils Aeneid），史诗共十二卷，其中第六卷描写埃涅阿斯到地府寻求未来前程的神谕，得知罗马自开始对外征服直到凯撒为止的历史，所负神的使命为维护世界和平与正义。当时权势极大的沃伯顿（Warburton）大主教对维吉尔的史诗，站在基督教神学的立场，加以歪曲和讥讽，虽然文人学者侧目而视，也都不置可否。吉本出版本书却在向沃伯顿的权威挑战，也可看出他具有初生之犊的道德勇气。
吉本一生在瑞士居住多年，出入洛桑名流社会，加入当地文艺活动，认识很多终生相知的友人如乔治•戴维登、威廉•吉斯（William Guise）等人。到1763年得到父亲资助，准备用两年时间旅游欧洲，元月到达巴黎，拿着甚得好评的《论文学研究》作媒介，受到当时主持文艺沙龙的格弗琳夫人（Mme Geoffrin）另眼相看，得识法国哲学家狄德罗（Diderot）、达朗贝尔（Da’alembert）、爱尔维修（Helvetius）、霍尔巴赫（Dh’olbach）等人，接着前往洛桑拜见老师帕维拉尔，同时也认识贝克•霍尔罗伊德（Baker Holroyd），就是后来的谢菲尔德勋爵（Lord Sheffield）。他成为终生支持的得力友人，在吉本逝世后协助出版尚未发表的文稿。
1764年4月吉本与吉斯离开洛桑，过阿尔卑斯山前往意大利，整个夏季都在佛罗伦萨，秋天到罗马，再到那不勒斯和威尼斯，但是整个旅行因吉本的财务发生问题而中断，他在1765年6月回到英国。吉本在1793年出版自传《我的一生》里，提到他写作《罗马帝国衰亡史》的起因和动机：“1764年10月15日黄昏时分，我坐在罗马卡皮托山的古迹里沉思默想，听到神庙中传来赤足僧侣的晚祷声。我要为这座名城写一本书的概念，开始在我的内心酝酿成形。”
他原来只想写罗马城的衰颓，就像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听到罗马被阿拉里克（Alaric）攻破时，写出《上帝之城》那样，无意把整个帝国包括在内，但后来他的阅读范围扩大，思想领域更为广阔，决定将罗马帝国作为叙述的对象，又过些时日，才真正开始这项工作。他不无感慨说道：“我逐渐由期望进到构想，从构想进到计划，从计划而正式写作，哪里会想到最后会完成六厚册，消耗了二十年的岁月。”
刹那之间，吉本的精神与罗马合而为一，从1771年开始撰写，到1787年完成。由心灵的体会，进而贯彻力行，将罗马名城的颓毁，扩及整个帝国的覆灭。在人类文明史上，出现一部万古常新、独领风骚的历史名著。
吉本的写作过程的确是艰苦备尝，他具有深厚的古典文学基础，又能克服语文的隔阂和困扰，从他的注释中可以看出： 直接引用的历史数据，从古希腊和罗马到18世纪的作家，有两百九十余人，书籍凡八百余种，有数千册之多，除此以外间接有关的材料，像是各种地方志、编年记、法典、地图、碑文、铭刻、奖章、钱币等，无不在搜集之列。他对数据的要求是实事求是，正确无误，不穿凿附会，不自以为是，真是做到“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程度，同时力求辞章的典雅和文字的优美，并且以简洁明晰为尚，全书的文章富于理性之美，气势博大雄伟，如江河之滔滔不绝。第一卷问世后，各方的赞颂纷至，推许为历史名著，也是文学杰作，等到20世纪以后，学者一致认为他已文胜于史。
18世纪以来，治罗马史的重心在大不列颠，可以说是名家辈出，较之意大利本国及法国、德国、奥地利和西班牙等国，居于领导的地位，这固然是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也可说是英雄相惜所致；而吉本开个人研究的先河，创造光辉的成就，当然会引起后生小子的效法。等到19世纪以后，科学的验证风气遍及欧洲的史学界，但是英国在吉本的影响下，历史与文学仍然相辅相成，史学家坚持渊博的学术风格和客观的专业立场，还要讲究文体的简洁、明晰和优雅。
第一卷出版后，获得英国文人学者赞誉，如亚当•弗格森（Adam Ferguson）、约瑟夫•沃顿（Joseph Warton）、贺拉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等人撰文称许，向社会大众推荐，他的老友休谟（Hume）来信道贺，誉为“十载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但也特别提出警告：“我拜读大作，担心叙述早期教会之最后两章，会引起轩然大波，期能妥善自处，带来困扰和疑虑已不可免，恐怕会引起更多谣言和烦恼。”果如休谟所料，很快受到理查德•沃森（Richard Watson）、亨利•戴维斯（Henry Davis）和约瑟夫•米尔纳（Joseph Milner）等人大力抨击，指责的重点有二： 一是沿用自古以来无信仰者对教会恶意攻击的模式，哗众取宠，了无新意；二是别具用心，选用不实资料，窜改历史文献，丧失公正的学术立场。
吉本在1779年针对似是而非的攻讦，写了一篇《罗马帝国衰亡史第十五章和十六章若干文段的答辩》（“Vindication of Some Passages in the Fifteenth and Sixteenth Chapters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取得社会人士乃至神职教士的谅解，然而有人依旧诟詈不休，吉本只有置之不理；1781年出版第二卷和第三卷，学术界给予很高的评价，教会当局还是保持反对的态度，尤其在“神迹和殉教”方面，争议更多；等到最后三卷出版，还是引起强烈的谴责，斥责吉本为洪水猛兽，对他的私生活和独身未婚，进行毒恶的人身攻击，说他的人品如同他的作品，集荒淫无耻之大成，直至19世纪中叶，批评仍未中止。自古以来文人学者，如吉本那样遭受长达百年的责难者，实在少见。
自进入19世纪以后，英国和欧洲大陆的一般读者和文人学者，不像宗教界那样带着偏见的心胸和狭隘的思想，已将吉本誉为文明进步的先驱人物。尤其是近代历史学的发展，在吉本所擅长的“全观历史”领域，有着极大的进展，无论是经济史观、社会史观或者文化史观，都已经萌芽茁壮，货币、铭文和考古学的研究，配合历史的背景获得前所未有的收获，尤其是史料的科学鉴定，严格要求的程度实非吉本时代所想象。容或因为两百年来知识的累积和进步，使得吉本的著作在史料的运用和文物的考证方面，已无法达成现代所订定的标准，但是吉本仍能掌握他那个时代的脉动，成为史学继往开来的导师。
英国政治家和军事家鲜有未读此书者，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研究更为精到，在演说和著作中经常引用其中警语和辞句，也因此培养出开阔的眼界和博大的胸怀，体认到欧洲的重心就是地中海，而通过此海域的交通线就是大英帝国的生命线，能掌握此一地区，才能获得国防安全。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出任海军部长，力主英军投入地中海，在土耳其登陆，控制达达尼尔（Dardanelles）海峡，直取巴尔干半岛而拊德国侧背，可惜加利波利（Gallipoli）会战和苏弗拉湾（Suvla Bay）会战失利，而功败垂成。到第二次大战，丘吉尔出任首相，更是念念不忘地中海，即使德军气焰冲天，仍能固守直布罗陀、马耳他岛和苏伊士运河，后来发起北非作战，再进攻西西里及意大利，直取欧洲柔弱之下腹部。凡此政略和战略思想的形成，莫不受到精读《罗马帝国衰亡史》之影响。20世纪末叶又兴起研究吉本著作的风气，分别从不同角度对罗马帝国的衰亡，作更深入的探讨和剖析，尤其是苏联解体和中东冲突这两个重大问题，更是与吉本的历史观极为吻合，想见此一总领风骚的历史学家，在21世纪将更引人注目。
三、 《罗马帝国衰亡史》内容概要及评述
《罗马帝国衰亡史》全书的主旨，在提纲挈领说明罗马帝国一千三百年的衰亡过程，至于衰亡的原因，就4世纪罗马历史家马西利努斯（Marcellinus）的说法，是传统的绝灭和道德的沦亡，也是丧失共和国精神的必然后果。还有就是5世纪的希腊历史家佐西穆斯（Zosimus）的论点： 在于弃绝传统神明，接受基督教义，导致衰亡。圣奥古斯丁则有不同的看法，他在罗马陷落之后所写《上帝之城》里提到：
罗马人在历史上建立功业，备受赞誉，然而他们的子孙已完全堕落，成为祖先光荣的大敌。罗马由先祖创造，辛勤经营，趋于雄伟壮丽，可是他们的子孙使罗马在未陷落前，比陷落后更丑恶。在罗马的废墟中，我们看见满地坍塌的大理石；但罗马人的生活中，我们不仅看到物质崩溃，也看到道德、精神和尊严的沦亡。他们心中燃烧的奢欲，比焚毁他们家园的大火更为致命可怕。
吉本的论点倒是综合这几位历史家的说法，所以他特别指出：
那个时代的人士，要想从安逸享乐的环境，发觉潜在的衰败腐化因素，根本是不可能的事。长久以来天下太平无事，加上罗马政府重视传统，慢慢使得帝国受到毒害，丧失原有的活力，人们的心智逐渐降到同一水平，天才的火花熄灭，就连尚武精神也消失无遗……要是我们能够体会委婉的比喻，知道人类就古代的标准而言已日趋矮化。事实上罗马世界全是一群侏儒，等到北方凶狠的巨汉破门而入，才会改善这个矮小的品种。他们重新恢复大丈夫气概的自由精神，经历十个世纪的变革，艺术和科学才得以成长茁壮。（参阅第二章第十一节）
从这里我们知道，一个伟大的文明国家之所以灭亡并非外力的摧毁，而是内部的腐蚀，所以罗马帝国衰亡的基本原因，在于人口的减少、风气的败坏、阶级的斗争、商业的败落、专制的政体、繁重的税赋和连年的战争。但是因为有罗马帝国的衰亡，才有欧洲民族国家的出现，这两者之间，其实是相互关联。
其次谈到全书的结构，吉本虽然在1764年决定要写罗马史，但一切还是摆在心里思索，等到1770年父亲死后，自己从国民军退役，才有充分的时间来从事此艰巨的工作，后来在自传里提到撰写第一卷的状况，开始时只是最初的构想，甚至连全书的名称、陈述的范围、写作的深度、各章的区分和数据的运用，都没有着落，只有暗中摸索，点点滴滴累积而成。等到完成第一卷以后，他在序言里提到，要将罗马帝国的衰亡过程，区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80年至476年，即马可•安东尼（Marcus Antoninius）去世至西罗马帝国灭亡为止；第二阶段为527年至800年，查士丁尼（Justinian）复兴东罗马帝国到查理大帝（Charlemagne）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第三阶段为9世纪初东罗马的恢复国势至1453年君士坦丁堡为土耳其人攻陷为止。
在完成全书六卷后，很明显的看出分为两个部分，前三卷涵盖的时间与第一阶段相同，约为三百年，而后三卷则包括他在序言所提的第二和第三两个阶段，涵盖的时间将近一千年。尤其第四卷的时间不过百余年，与前三卷概等，到第五卷和第六卷自希拉克略（Heraclius）王朝建立，直到东罗马的灭亡，则包括八百年的时间，重大事件与前四卷相比，则占的篇幅较小，记述也较为简单，但是有许多最脍炙人口的章节，像是查理大帝的加冕、政教之争、伊斯兰教的兴起和对外征战、十字军东征、罗马法律的演进等，比前部毫不逊色，尤其最后描述君士坦丁堡被围及陷落的生动情节，让人低首沉思有不胜唏嘘之感。
全书的主题可以分为三个重点，第一是文明社会，也就是罗马帝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生活等各方面的综合研究，可以细分为帝国的扩张与防卫、元老院和皇帝权力之争、军人干政、自由权利、经济问题等项目。第二是蛮族入侵，包括蛮族之区分、入侵的方式和时程、重大战争的影响等项目。第三是宗教信仰，主要是讨论基督教的建立、发展的过程、异端和分裂、政教争执、伊斯兰教兴起和十字军东征等。
回顾罗马历史，皇帝的好善为恶都趋向极端，共和国灭亡后，奥古斯都（Augustus）之后的几位皇帝，像提比略（Tiberius）的睚眦报复、卡利古拉（Caligula）的杀戮狂暴、克劳狄（Claudius）的萎靡软弱、尼禄（Nero）的放荡残酷、维特里乌斯（Vitellius）的纵欲佚行和图密善（Domitian）的怯懦无情，在他们统治下，罗马人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无法逃脱压迫者的魔掌，所以他特别提到君主专制的可怕，令人不寒而栗：
但是当时的罗马帝国则不然，全世界都在它的控制下，要是帝国落入一个人手中，那么对他的仇敌而言，整个世界就变成坚固而恐怖的监狱。在帝国专制统治下的奴隶，不管是受到判决在罗马或元老院拖曳着镀金的锁链，或是在塞里法斯岛（Seriphus）的荒岩或多瑙河冰冻的沿岸，以放逐终了余生，都只有在绝望中静待最终命运的降临。反抗只是自寻死路，也无处可以逃亡。四周被一片汪洋大海和广阔的陆地包围，在横越时，就会被发现并捉回，最后还是解送到愤怒的主子面前。即使逃离边界，焦急的眼睛所看到的除了辽阔的海洋、荒芜的沙漠和带着敌意的蛮族外，完全是一无所有。这些蛮族不但态度粗暴而且言语不通，他们的国王也很高兴牺牲讨厌的逃犯，来换取皇帝的保护。所以，西塞罗对被放逐的马塞卢斯说道：“不管你在哪里，记住，你还是在罗马暴君的势力范围之内。”（参阅第三章第八节）
所以就这方面来说，罗马帝国灭亡，欧洲分裂为许多独立的国家，相互之间发生互动的关系，人民和民族才能真正获得自由的权利。
奥古斯都逝世后，遗嘱在罗马元老院公开宣读：“帝国的疆域有一定的范围，把自然的限制当做永久的防线和边界： 西方到达大西洋，莱茵河和多瑙河是北方的防线，东部以幼发拉底河为边界，向南就是阿拉伯和阿非利加的沙漠。”罗马和平的主要防卫力量在于三十个以上的军团，以及相当数量的协防军部队，内部的安全在于禁卫军，有二万精兵负责卫戍首都和护卫皇帝的安全。这样庞大的军事力量，很自然引起军人干政，直接的结果是禁卫军介入帝位的继承、边区军团的弑君和拥立：
历代罗马皇帝不论有无建树，命运都同样悲惨，在世时有的纵情逸乐或是高风亮节，有的严肃苛刻或是温和忠厚，有的怠惰渎职或是百战荣归，最后的下场都不得善终，几乎每个朝代的替换，都是可耻的篡夺者进行叛逆和谋害所致。（参阅第十二章第一节）
虽然篡位拥立已成风气，但皇帝和元老院的争权，并未因而缓和，反而势成水火变本加厉，罗马的内战是结束共和走向君主专制政体的必然过程，使得早期共和国的民兵，成为私有化和职业化的军队，皇帝掌握武力就能压制元老院。等到罗马版图停止扩张以后，这是帝国式微的先兆。罗马帝国曾以分裂的手段征服各国，后来势力强大的蛮族记取教训，联合起来攻击边区。帝国基于防卫和安全的要求，大幅提升军人的威望和军方的权力，统兵将领可以被拥立为帝，贵族统治变成武力统治，在这种交互的恶性循环之下，造成历史上三世纪战乱频仍、军权至上的局面。
罗马帝国的经济和人口问题也是衰亡的主要因素： 人口递减在于节育和杀婴，以及因战争和瘟疫使死亡率过高，人力供应不足致使蛮族大量迁入居住，影响整个政治和社会结构。经济的衰退在于农业因水土流失和奴隶制度而破产，大庄园无法支持，致使谷物短缺；奢侈生活方式导致贵金属流向东方，造成货币的贬值；资本因重税成为公用，生产能力严重下降；军饷、救济金以及庞大政府的开支，加上皇帝和宫廷费用的上升；等到经济能力无法负担文明社会，整个帝国就彻底崩溃。
吉本认为蛮族入侵是帝国衰亡的外在因素，全书计有十四章专门叙述不同的蛮族，包括早期的波斯人、日耳曼人、萨尔马提亚人（Sarmatians），灭亡西罗马帝国的东哥特人（Ostrogoths）、西哥特人（Visigoths）、汪达尔人（Vandals），以及后来灭亡东罗马帝国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事实上，罗马人所称呼之蛮族，在语义学上与我国古称汉族以外的民族为“夷狄”有所不同，含有“外族人”和“异邦人”的意义，像波斯人在当时的文明程度就要较罗马人为高。故在《罗马帝国衰亡史》第八章和第九章，开宗明义介绍帝国最大的敌人波斯人和日耳曼人：
从奥古斯都临朝到亚历山大•塞维鲁时代为止，罗马的仇敌是暴君和军人，他们就在帝国的心腹之地。罗马国势已臻极点，对发生在远隔莱茵河和幼发拉底河之外的变革，并无多大兴趣。但是当军队毫无忌惮推倒皇帝的权势、元老院的敕令，甚至军营的纪律时，长久以来盘旋流窜在北部和东部边疆的蛮族，竟敢放胆攻击这个衰落帝国的行省。零星的叩边变成大举的入侵，给双方都带来很大的灾难。经过很长时期互有输赢的争斗以后，许多获胜的蛮族将整个部落迁进罗马帝国的行省。（参阅第八章第一节）
实在说，罗马无法同化日耳曼人和萨尔马提亚人，是导致灭亡的主要因素，这个任务已超出能力。等到图拉真（Trajan）要用金钱补助萨尔马提亚人以获得和平时，这是罗马衰亡的开始。当奥勒良（Aurelian）将成千日耳曼人迁入帝国定居时，官兵均由蛮族组成，进而蛮族将领成为皇帝，不必等待阿拉里克和阿提拉（Attila）攻入罗马，帝国早已沦入蛮族手中。罗马历史学家佐西穆斯认为基督教是罗马衰亡的主要原因，他说道：
此宗教毁弃罗马人的神明信仰，破坏传统道德和国家安定基石。基督教不仅反对古典文化，包括科学、哲学、文学和艺术在内，并将东方神秘仪式带进罗马现实恬淡的生活中，使人民的思想产生剧变，不求积极进取而消极准备末日来临；个人用苦修和祷告以蒙神赐恩解脱，而不愿效忠国家获得集体拯救。君王掌握权力以求帝国统一，基督徒则宁愿帝国分裂。信徒不热心公共事务，拒服兵役，正当帝国鼓舞民众保卫国家免于蛮族侵略时，基督教却散布和平与反战观念；所以基督的胜利即罗马帝国的死亡。
吉本并没有这样的表示，只是说基督教是帝国灭亡的受惠者，但是他在其他方面的批判，等于是从根基上否定基督教存在的意义：
对于摩西的上帝创造人类和走向堕落的教义，诺斯替（Gnostics）教派用亵渎的态度加以嘲讽。对于神在六天劳动以后便要休息一天，直到亚当的肋骨、伊甸园、生命和知识之树、会说话的蛇、禁果，以及第一代祖先犯下轻微过失因而对全人类进行惩罚的种种说法，他们连听都感到不耐烦。诺斯替教派亵渎以色列的神，说他易于冲动和犯错，对人喜怒无常，睚眦之仇必报，用卑劣的嫉妒心看待人们对他迷信的礼拜，将自己有所偏私的恩泽施于一个民族，局限于短促尘世的一生。在这样的情况下，显不出他在什么地方具有明智全能宇宙之父的特征。（参阅第十五章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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