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学的时候，我的专业是政治学，可由于我所在的是海军学院，所以我所学的80%的课程都与工程、化学、物理、微积分以及其他技术课题有关，对我来说，这可是一项巨大的挑战。结果可想而知，我最终有幸以全班倒数第三名的成绩从学校毕业。

　　对于海军军官来说，你的第一个职位完全取决于你在海军学院时的表现。如果你选择到船上工作，你会看到军方把那些最新最快的船分给了在学校里成绩最好的学生。我驾驶的第一艘船是又破又旧的"阿尔伯特·戴维号"。当时我感到沮丧极了，可结果证明这反而是一件好事。在那些又快又新的军舰上，往往有好几个人在同时争夺一次锻炼或学习的机会。而在"阿尔伯特·戴维号"上，虽然我仍然要跟其他人竞争这些机会，可我的机会要大多了-看来在学校成绩不好也未必是一件坏事！

　　而且我的上司们也都很优秀，他们的领导风格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幸的是，那是一种非常传统老套的风格，上司们总是大吼着发出命令，而且喜欢过问每一件事情。刚开始的时候，我的职位是通讯官，可由于很多军官都不敢尝试开船，所以我得到了不少练习的机会。舰长是个非常粗鲁的家伙，他对我们吼叫的时候简直是声嘶力竭，你甚至可以看到他脖子和前额上的青筋一根根冒出来。

　　记得有一次，舰长开除了舰上的反潜艇作战指挥官，然后让我这个从未接受过相关训练的人接替他的职位。通过不断钻研，我总算取得了一些进步，也学会了指挥手下的水兵。就这样，由于结果还算令人满意，我开始得到提升，可由于总喜欢过问细节，我的管理还是存在很多问题。

　　我的下一个职位是到菲律宾的苏比克海湾担任美国海军舰队司令休·韦伯斯特将军的助理，任期18个月。作为主要的工作内容，我伴随韦伯斯特司令出席了所有的会议，并阅读了他的所有机密文件，我甚至代他写了大部分的信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了解了美国海军两星将军的工作。这段经历使我有机会从另外一个角度观察整个海军的运作，以及人们之间是如何跟自己的上司打交道的。我们参观了亚洲许多国家，并代表美国海军访问了中国青岛-这可是中国革命之后的第一次！我们还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观察了苏联海军的军事动向。这段经历让我至今仍倍感受益！

　　当时我只有25岁，很少有25岁的年轻人能有像我这样的机会从组织的高层来观察整个组织的运作。这是一次很好的训练机会，所以我想，企业组织也完全可以通过任命年轻人担任执行官助理的方式来锻炼培养那些有望获得提升的年轻人。

　　我的下一个职位是在美国海军"希尔号"上担任作战系统指挥官，这就意味着我在担任主管，全面管理一个部门，同时我还承担了战术行动指挥官的角色，要负责整个作战信息中心的运转。这是一艘很棒的船，它拥有一位非常优秀的船长，可它的执行舰长却是我在美国海军里见到过的最糟糕的军官。我于1987年来到"希尔号"，3个星期后，我们举行了第一次军事演习。演习结束之后，他把我叫到了他的船舱，直接对我说"你是我见到过的最糟糕的战术行动指挥官"。我想他说得没错，所以当时我暗下决心，一定要迎头赶上。这并不容易，可我坚持下来了，18个月以后，当我离开这艘船的时候，他不得不承认，"你是最优秀的"。

　　舰长和执行指挥官本来可以很容易地开除我-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但我很渴望学习。他们觉得我的态度很好，而且具有一定的领导素质，于是就为我提供了必要的技术训练。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这很困难，可他们愿意给我机会，这让我受益匪浅。这段经历使我明白，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不要轻易对你的下属失去信心，相反，你要尽一切力量去培养他们，帮助他们成长。

　　离开"希尔号"之后，我加入了美国海军"英格兰号"，这是一艘导弹巡洋舰，我在那里从1989年一直待到1991年。我的职位仍然是作战系统指挥官，不过这次我所面临的系统要更为复杂。在"希尔号"上的时候，我的手下有80人，而现在我所面对的是120人。"沙漠盾牌行动"期间，我们在波斯湾执行任务，当时的情况非常严酷，关于这一点，我将在后面详细谈到。

　　离开"英格兰号"之后，我回到了美国海军人事局，负责给军官们分配工作。具体来说，我当时的工作是把军官们分配到大西洋舰队的各个工作岗位上去。我的主要工作是执行，而不是领导，我手下没有一个兵，事事都要亲历亲为，但我干得很出色。我把大西洋舰队的所有舰艇都当成自己的客户，尽心竭力地为它们提供服务。渐渐地，我开始有了一些名气，甚至连太平洋舰队的指挥官也开始给我打电话，"听说如果想在人事局办点事的话，最好的选择就是打电话给迈克尔·阿伯拉肖夫"。尽管如此，我还是要亲自完成几乎所有的工作，因为没人可供我领导。

　　由于工作出色，我很快被调到导弹巡洋舰"希洛号"上担任执行指挥官-这可是当时美国海军最现代化的一艘巡洋舰。"希洛号"是一艘非常了不起的巡洋舰，它教给我许多关于领导的知识。就是在那里，我强烈地意识到自己应该彻底改变领导风格-只是当时我还不知道应该如何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