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金融海啸,如钱江涌潮一般,来得轰轰烈烈,去得悄然无声。

一年前,全球金融体系仅差一点,就被打回到石器时代。一年之后,金融秩序已得到重新恢复,许多资产价格又回到雷曼倒闭前的水平。世界经济已在2009年第三季度全面步出衰退,不过这仅标志GDP的复苏,就业并没有复苏,信贷并没有复苏。在某种程度上,目前的经济复苏还是经济学家纸面上的复苏,美欧消费者却有不同的感受。真正的、全面的复苏,恐怕还要一段时间才能实现,中间出现反复(有人称为二次探底或W形)的可能性颇高。不过,经济危机的最坏时间已经过去。在天文数字的财政扩张和史无前例的量化宽松政策下,我们避免了重蹈1929年大萧条的覆辙。

但是危机后的世界,正在出现深层次、结构性的变化。首先,全球重新平衡(global rebalance)正在展开。财政、贸易、消费者债务三大赤字下,美国人的过度消费已经被打上了休止符,世界贸易格局一定会出现重大变化。同时G7国家的国力元气大伤,新兴市场国家却蓬勃地发展起来。2000年时,G7国家占全球GDP的67%,2008年为53%,2020年时将为45%。新兴世界2000年时为15%,2008年为22%,2020年则将达到33%。其中中国的崛起与欧洲、日本的没落尤其引人瞩目。

其次,一个国家资本主义时代已经降临。危机迫使政府采取断然行动,接收银行、扶植企业、强化监管。国进民退,已成为全球化趋势,而且笔者相信在下一次危机到来之前,政府不会自动地、全面地退出目前的强势主导地位。国际思潮大抵30年一轮回。战后政府主导的社会资本主义(受凯恩斯主义的影响)强调大政府、福利、工会,直到70年代的滞胀将其宣告破产。里根、撒切尔革命的背后是货币学派的繁荣,小政府、大市场成为流行的政府管治理念。这场金融危机,证明没有监管的市场,早晚为世界带来灾难,于是大政府的概念又卷土重来。大政府的好处是危机处理较快,坏处是庞大的财政失衡。政府大洒金钱,挽救了世界。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还债。更大的问题是,政府企业多无效率,政府包办的社会往往缺少动力和求变意识,国进民退长远来看不是好事。

第三个深层次的问题是美元。危机前美国银行、消费者的无度,以及现在巨额的财政赤字、大量的货币供应,已经动摇了美元的世界霸主地位,美元已开始由盛转衰。但是美国的弱势不会是直线下降,因为目前世界上没有一个真正值得升值的大货币(商品货币和人民币多有内在的限制),美元有反弹的空间。然而,美元作为财富储备货币、作为商品计价货币的地位,笔者相信会越来越低。另外,由于美联储的超宽松货币政策,美元已经取代日元成为套利交易的借贷资金来源。美元汇率的变化,随时可能导致套利盘的平仓,触发金融市场的震荡。

笔者在金融市场的浪尖上打滚,因为工作关系接触许多政要、商人、基金经理、平民百姓,在过去的一年见证了大悲大喜。亲眼目睹了雷曼倒闭后美国财政部的混乱、英国率先推出挽救银行措施前的讨论、中国决策层在2008年第四季度的震惊以及4万亿推出后的自信恢复。笔者见过香港投资者被accumulator套牢后的惨情,美国企业突然贷款断流后的无助,西班牙17%失业率带来的消费滑坡。

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笔者深为敬重的住在伦敦的基金经理,在2008年10月初他竟然买了一个保险柜,将银行储蓄提出存放在家里。这是受过良好教育和有着丰富的金融经验、掌管数十亿美元资产的专业人士所为,可见当时人们的思维、行为已进入极端状态。

一年之后,如果谁还手中抓着大把现金,会遭到嘲笑。人们的情绪在一年之内,竟然可以如此地大起大落。这种情况估计一辈子才能遇上一次。

这场危机中,所有国家都摔了一个跟头。中国是20岁的青年,一跤跌下,爬起来继续向前。美国是40岁的中年,尽管这场祸是他闯的,但是美国的科技创新能力和企业应变意识仍是世界一流的,相信几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欧洲是60岁的老人,一跤跌下,也许腿骨就断了。欧洲社会、企业缺乏改变的动力和能力,27个政府组成的欧盟在政策上相互推诿、掣肘,将在今后几年表现得十分明显。日本更是80岁的老人,一旦摔倒……日本经济没有内需,而它的出口重宝又押在美国市场。丰田车在美国市场遥遥领先,在中国则三甲不入。许多日本企业数年前因知识产权问题淡出中国市场。如果今后需求来自中国而不是美国,日本出口将面临战略性错配。

潮起潮落笑看金融变局,花开花谢静观列强转运。全世界的增长在重新分布、机会在重新分布、繁荣在重新分布。笔者认为地球在变成橄榄形:世界的两极为美国、中国;欧洲、日本沉沦,新兴国家中的精英崛起,它们构成橄榄的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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