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假如太平洋上有座桥

与“中国”相对,许多人觉得“外国”的一切都是和中国不一样的。外国人金发碧眼,外国房子高窗尖顶,外国饭是牛排土豆,外国人从谈恋爱到养小孩都和我们不一样……甚至中国女性坐月子、中国人穿秋裤,也归结为“外国人和我们体质不同”。同理,外国人觉得中国人都吃狗肉,中国人只喝热水, 中国人全是单眼皮儿小眼睛……太平洋如此浩淼、丝绸之路已成遗迹,不管是欧亚大陆的两端,还是太平洋的两岸,大部分人多多少少都在用刻板成见(Stereotype)式的地图炮看人。

我曾经也是这样,直到搬到美国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去考车本。我费劲地向朋友解释什么是DMV (Department of Motor Vehicl es,即机动车辆部门), 想了半天,告诉他们说:“我今天去了美国的车管所!”

他们当即恍然大悟。哦,美国也有车管所嘛!

为了更好地向中国的朋友解释“外国”,我开始把Kebab(一种中东式的铁钎烤肉)翻译成土耳其肉夹馍,把Uber 翻译成嘀嘀打车,把Bank of America 翻译成美国版工商银行。我告诉他们,外国也有片儿警。他们开个警车在路上跑,看谁不顺眼就警笛一鸣,开个超速罚单。

我还发现,外国一样有恨嫁的女人。虽然不说“剩女”,但她们说: “时光匆匆不等人啊!(The clock is ticking!)”然后开始讨论冷冻卵子的事宜。不知道这项技术在不久之后的中国会不会流行起来。

我也发现,外国也有父母陪读,并且他们有一个外号,叫“Soccer Mom”(足球妈妈)。每当我看见典型的中产阶级女人把业余时间都花在陪孩子进行各种体育运动时,我脑海中都会迅速浮现中国父母打着蒲扇陪孩子做作业的情景。

最后,我终于开始不说“外国人”,不说“中国人”。我庆幸自己年轻的时候就离开了故乡,走过了太多地方之后,我开始不再以国籍和人种区别我遇见的人。在“人类”这个层面上,所有人是一样的。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不在国家、民族,而在于个体。你很可能在美国人、欧洲人中找到人生观、价值观、兴趣爱好一样的知己,这并不比你在中国找到一个朋友更难。语言、路途、时差,越来越不是障碍。在全球化的今天,从北京飞到哥本哈根只要八个小时,飞到西雅图只要十个小时。叶永烈在《小灵通漫游世界》中的高速交通已成为现实, 在层出不穷的即时通讯工具和社交网络中,环球早已同此凉热。

坊间传闻中美之间要建一条经过白令海峡的铁路,也许以后去美国可以像《雪国列车》里面描述的那样,列车呼啸着以极高的速度穿越白雪皑皑的千年冰原。我想把这个想象再扩大一点:假如太平洋上真的有座桥,世界会怎样呢?两千年过去了,人类建造丝绸之路的梦想还在继续。如果今日丝绸之路建在了海上,人与人之间的相遇会不会变得更加传奇?

我想起那些在路上萍水相逢的人。那个在新天鹅堡前背着半人高的背包、英语和中文都不会说,只能从他的德语中推测出相似丹麦语词汇的帅哥;那个在威尼斯到慕尼黑的夜行列车上,一眼就认出我在哪里读书的校友;那个在西雅图街头卖捕梦器,生活贫穷但依然保持尊严的老人;那个在圣迭戈的美军将士墓园前徘徊不去的女孩子,她的心里又装着多少故事呢。

还有在芝加哥移民局,我因为工作签证迟迟下不来而忍不住在人前大哭。窗口里那个梳着麻花辫的老大妈赶紧安慰我:“姑娘,别哭了,我给你破个例,给内布拉斯加中心打个电话,他们马上就给你办加急,你看行不?”那一刻,她和当年我在北大36号楼的善良的宿管大妈仿佛合为了一体巴尔的摩的出租车司机和我抱怨公司克扣、税费太贵、油价飞涨,他絮絮叨叨地说,我漫不经心地听,有一刻,我几乎忘记了他用的是英语,仿佛自己是坐在北京的出租车上,倾听北京的的哥例行的牢骚。

正是因为遇见这些人,这些无法以国别、民族、种族区分的人,让我觉得幸运,也让我继续不断地去探索世界。不论是生活在欧亚大陆的那头,还是太平洋的这端,我失去了故乡,改变了原有的生活,但同时也获得了双重的人生体验。在世界的某几个角落,我都可以尽量像当地人一样生活,感悟他们的人生,欣赏波澜壮阔的风景,甚至有着自己不同的人生。这,就是旅行的意义吧。

历史学家文安立(Odd Arne Westad)在他的著作《躁动的帝国:1750年后的中国和世界》中写道,不管在好的时期还是坏的时期,海外华人过去、现在都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纽带,从郑和下西洋开始,经历鸦片战争、辛亥革命,直到今日也未停止。这无数的人如同架在太平洋上的桥,正努力试图延续着博望侯的功勋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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