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前言这篇前言不是我和阿莫斯·特沃斯基想要写的。就在特沃斯基于1996年突然获悉自己的生命只剩下几个月时间后不久,我们决定合编一本决策方面的专著,收录我们在这一领域的大部分成果以及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这本选集是几年前我们与保罗·斯洛维奇(Paul Slovic)编辑的一套有关直觉推断法和判断偏向的书的续集,也可以作为我和特沃斯基履行了为拉塞尔·塞奇基金会写一本书的承诺。

本书的大部分编辑工作很快就完成了,但是一些特沃斯基想放进去的新文章——其中大部分是需要我写的文章,在他过世后很久才完成。写一篇前言要比筛选我们喜欢的文章更困难。起初我们对写这篇前言很有激情,计划写一篇内容丰富的介绍这一领域近20年是如何发展的文章,但是在写完一篇可以拿得出手的文章之前,时间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特沃斯基建议我“信任自己脑中的模型”,并代表我们两人写完它。这不是一个我能够遵从的建议:以他的名义写的内容也许会违背他的想法,这样做是有风险的。所以,我选择承担较小的风险,以我自己的名义并以更个性化的风格来写,而不是用我们过去合写时的风格。我打算讨论本书的一些重点主题,并追溯我们过去紧密合作解决这些选择问题时的一些看法。

我和特沃斯基是从1974年开始合作进行决策研究的,那是在完成了一篇关于我们早期在判断问题上的研究工作的回顾文章之后,该文登载于那一年的《自然科学》杂志上。由于我缺乏选择理论方面的正式研究经验,而他早已是这个领域的“明星”级学者,特沃斯基鼓励我读一读他和他的导师克莱德·库姆斯(Clyde Coombs)以及同事罗宾·道斯(Robyn Dawes)合写的关于数学心理学的书。其中最有关联性的一章讨论了博弈偏好,包含一个效用理论引论以及对阿莱悖论的讨论。我们对这一章的讨论很快聚焦于一个明显的缺陷:在理论分析上,效用的载体是财富状态,而博弈的结果却总是被说成收益和损失。显然我们需要增加一些额外的假设条件,来弥补这个空隙:要么是一个自发心理活动,将盈亏转换为财富状态;要么是在财富的心理物理学和盈亏的心理物理学之间,需要有一个受到严格限制的传递者。这两个假设条件看上去都不太吸引人。这个问题导致我们建立了一个风险选择理论,我们将其称为前景理论(见第2章)。

也有人译作“预期理论”或“期望理论”,此处采用其中一个译法。基于译者序里的说法,我们建议用“预期理论”或“期望理论”译法代替“前景理论”。——译者注我们在耶路撒冷做研究的那段时间所用的方法非常有趣。我们每天下午花几个小时讨论,创造出一些有趣的博弈游戏,观察我们直觉上的偏好。如果我们赞成同一个选择,就会假设这是人类的特点,然后继续研究其理论内涵,而把严谨的论证留到以后再做。这种不同寻常的实证研究模式,让我们迅速取得了进展。过了几个月,我们得出了20多个不同的理论。我们曾经考虑用后悔来处理风险选择,但是后来放弃了这种方法,因为它无法符合我们称为“镜像”(reflection)的结果:改变博弈中所有结果的符号,几乎必然导致偏好方向由风险规避转变为风险寻求,反之亦然。

大约在1975年春天,前景理论接近完成,起初被称为价值理论(value theory)。熟悉这个早期版本的读者可以从中找到几乎所有的重要观点。然而,在接下来的三年里,我们完善了这个理论,才使其更加可靠。至于编辑本书的想法,源于我们想对许多潜在的反面例子做出回答,这件事足足搁置了三年才提上日程。特沃斯基有无限的耐心,经常一再劝诫我,“让我们一起把这件事做好”。而他在思考过程中发现的具有传染性的愉悦感,让我们一直停留在等待可能出现的反对意见的状态中。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反对意见,我们都会等待很久,直到那些问题被彻底解决,而不是只在纸面上使之得到解决。

我们已经尽可能保守地建立我们的理论了。我们立足于决策理论框架,认为赌局间的选择是适用于所有决策问题的一个模型。对基于效用理论的信念和欲望所做选择的哲学分析,我们没有提出挑战,也不质疑冯·诺依曼和摩根斯坦以及后来萨维奇提出的理性选择的规范性模型。我们为自己设定的目标是对期望效用理论做出最小修正,使其涵盖我们所知的一类严格受限的决策类别:具有客观概率和最多两个非零解的简单货币赌局选择。如果不附加额外的假设条件,前景理论不适用于具有更多个结果的赌局、基于事件的赌局或者与选择无关的交易。这个理论甚至不为货币赌局规定售价。我们想要表达的说法“方程(21)和(22)可以直接扩展到具有任意数量结果的前景”(第34页),最终被证明是过于乐观了。直到大概13年后,我们才完成这一扩展,但还是做不到那么直接(见第3章)。

如果有人质疑,为何在这样一个严格受限和人为设定应用范围的理论上花费如此多的精力,我们也完全可以理解。答案是,赌局之间的选择就是决策理论上的一只“果蝇”,这是一种非常简单的情形,但其中包含了更大问题中的许多基本要素。由于有了这只“果蝇”,我们在研究博弈时,就有希望把适用于简单情形的原理,拓展为复杂情况下可识别的形式。一个选择理论应该用两个重要标准进行评估,而成功的选择理论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标准:一个是要求在特定范围内“正确表述”,这个理论应该在该领域是可以辩驳的,但不会被驳倒;另一个关键点还不在此,通过提出一些假说,并为现象的识别提供一些模板和标签,该理论的原理应该为分析更复杂的决策带来启发。例如,在国际关系领域,用前景理论挑战效用理论肯定有很大空间。损失规避和伪确定性(pseudocertainty)概念对于理解战略决策非常重要。当然,这个理论并不提供任何保证,使用它的学者自行承担用其解释更复杂决策问题的风险。

本书的许多章节谈到,我们当初尝试建立一个可行理论的四个主题中的一个或几个。在发表前景理论时,我们只对其中两个主题是明晰的:决策权重的非线性和效用值函数的参照依赖特性(referencedependent characteristics)。第三个主题是框架效应的显著性,在那篇文章里只是初具雏形,我们之后很快给出了更清晰的表述。第四个主题是将体验效用(experienced utility)从决策效用(decision utility)中区分出来的必要性,当时只是提及,很久之后才成型。

非线性的决策权重效用理论的期望原理(expectation principle)要求概率的变化对应的结果也是线性的。从描述性一般化角度看,这个观点明显是错误的:直觉和实验已经证实,将一项结果的概率从039提高到040对偏好的影响,要远小于将从0提高到001或者从099提高到100。这个由沃德·爱德华(Ward Edwards)和其他人发现的现象,是包含在前景理论的决策加权函数之中的。本书的一些章节记录了在理解决策权重的过程中陆续取得的成果,包括将前景理论一般化推广到结果为任意个数赌局的等级依赖(rankdependence)公式(见第3章),德雷森·普雷莱茨(Draen Prelec)对决策权重形态的新颖分析(见第4章),以及一个有关事件博弈(gambles on events)的重要扩展,其结果同时涉及埃尔斯伯格悖论和阿莱悖论(见第5章)。我相信,在特沃斯基去世前的最后一年里,他已经非常接近完成一项前景理论在风险和不确定性的统一处理方面重要的一般化拓展成果(见第6章),但不同意将其命名为“广义前景理论”。第6章也展示了一项重要成果,特沃斯基和他的学生分析了在支持理论(support theory)的框架下“包装”或“解包”事件对于主观概率的巨大影响,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决策权重的影响。为了维持风格的一致性,特沃斯基决定不把他在20世纪90年代曾付出巨大努力,与彼得·瓦克(Peter Wakker)合作完成的有关前景理论的数学推导结果收录在本书中。

参照依赖与损失规避效用理论的标准应用是将风险前景的结果作为财富状态评估的。这个假定是1738年丹尼尔·伯努利(Daniel Bernoulli)提出的效用理论的基石,而且从那时开始,这个假定一直都成立。效用的载体是财富状态,这个说法被视为经济分析的一个过程和决策分析的一个前提条件。尽管如此,仍有迹象表明这个假定也需要修正。在决策理论的术语中,财务方面的结果大多表示为收益和损失,除非考虑到死亡或毁灭的可能性,否则很少提及财富状态。马修·拉宾(Matthew Rabin)的证明似乎已经结束了这个争议。他证明当人们面对的是损益较小的赌局时,财富的效用函数无法解释人们表现出的极端风险规避现象(见第11章)。

前景理论中的孤立效应(isolation effect)被当作“对赌局的偏好由财富的效用确定”假说的直接检验,要求受试者想象自己已经得到了一份礼物——不附加任何条件的现金,他们要在一个确定结果和一个公平赌局之间做出选择。这个问题有两个版本,包含了不同的礼物大小和可能选择的结果组合。两个版本给出的前景在最终可能的财富状态和概率方面是完全相同的,但是其中一个是在确定的收益和正博弈(positive gamble)之间做出选择,而另一个是在确定的损失和负博弈(negative gamble)之间做出选择。从镜像效应中可以预知,大多数受试者在第一个版本的问题上表现出风险规避,而对于第二个版本的问题,大部分受试者愿意承担风险,即使完全不提到那笔作为礼物的现金,他们也会这样做。这种结果也给出了“效用的载体是财富状态”的一个反例,并提供了收益和损失所发挥作用的正面证据。这也是我们之后研究框架效应时所用方法的第一个应用例子。

收益和损失是有效的效用载体这个观点并不新奇,马科维茨很早前就将其提出。前景理论的突出贡献是在本书的很多章节里提到的S型效用值函数。这个凹凸形的函数为镜像效应提供了解释,之后被业内视为最杰出的实验成果。效用值函数在损失区比在收益区显得更为陡峭,这个特点后来被称作“损失规避”。损失规避的假设有助于解释两个明显的风险选择事实:几乎所有人都不接受以相同概率获取同样大小收益和损失的赌局,这种规避程度随着金额的增加而提高。我们并非心甘情愿地引入损失规避这个概念,因为我们知道,一个引发对正前景的风险规避和为可能出现损失的负前景给出各种解释的选择理论很难做到非常精致,但是我们发现找不到更简单的模型来解释这些事实。过了很久,我们才意识到,损失规避是前景理论的基础元素,具有远超其狭窄范围的丰富含义。

一位朋友在提升损失规避的重要性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不小的帮助。当时我们还在完善前景理论的最后版本,一位名叫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的青年经济学者把我们拯救了出来。他还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就对其专业领域提出了深刻见解,收集了各种日常与标准经济学理论不符的有关消费者的逸闻趣事。他意识到(见第15章),将损失规避的概念扩展到无风险决策,就可以解释很多异常现象,最重要的应用是禀赋效应(endowment effect)。塞勒列举了一个著名的例子:一瓶储存很久的红酒的主人拒绝以200美元出售这瓶酒,也不愿意付100美元再买一瓶同样的酒。这种情况从标准经济学理论角度看是很奇怪的,因为一件商品的买卖价格只会由交易成本和收入效应决定。但是,禀赋效应可以用前景理论的两个假说来解释。首先,效用载体指的不是状态(拥有或不拥有那瓶红酒),而是变化——得到还是放弃那瓶红酒。从风险规避角度看,放弃红酒的做法会被看得更严重。因对行为经济学和行为金融理论的贡献获得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译者注“损失比收益的影响更大”这个观点是本书的一个主题。损失规避用于解释各种现象:无差异曲线的相交(见第9章)、司法补偿原则(见第24章)、商业公平规则(见第18章)、金融市场股权溢价之谜(见第17章),以及纽约出租车司机在繁忙时段的出工时间(见第20章)等。我们没有理由怀疑这个话题已经泛滥。偏好具有参照依赖效应和损失规避的假说仍需要更全面的探究。

框架效应和心理核算本书的另一个主题是,对于决策问题的陈述和解释,人们所做的选择具有依赖性。我和特沃斯基在完成前景理论之后,马上转向框架效应的研究,在1979年已经掌握了大部分证据并于1981年公布。后期的文章(见第1、3章)回顾了这些结果,反映出我们对其重要性的理解逐步加深,这是针对理性选择一般模型的挑战。

关于这个新概念如何命名,我们当时做出了一个重要且可能不太幸运的决定。出于经济术语和概念方面的考虑,我们选了“框架”这个词指代对决策问题的具体描述,其中有两层意思:决策者面对的选择以及他们的解读。所以,框架指代两个非常不同的东西,它们共享一个标签:一个指的是实验性的操作;另一个指的是决策活动的组成部分。我们在术语使用上的克制,有利于框架这个概念被接纳,但是这样做也是有成本的。使用简单术语模糊了决策者所做的和他们所面对的事情之间的重要区别:一方面是编辑和心理核算活动;另一方面是对框架效应的感受。

前景理论包括一套为简单博弈制定的规则。我们假设存在初始决策阶段,在这个阶段规定了选择问题的编辑操作,通常是将问题转化为较简单的形式。当时引入编辑操作的目的是防守性的:可以去掉前景理论无法处理的一些愚蠢预测。例如,决策权重的性质似乎意味着对前景(100美元, 001; 100美元,001) 的偏好高于前景(100美元,002)。这个预测是错误的,因为大多数决策者会马上对之前的前景进行编辑和修改,将其置于之后的前景中,并在后续的评估和选择过程中将其视为相同的前景。编辑操作针对这类与该理论核心不符的肤浅反例,提供了一个准确的心理学防范方式。当时我们没有立刻发现,“编辑”这个概念还引出了更一般化的结论,即真正的评估和选择对象既不存在于真实世界,也不是可用语言描述的,它们是心理表征。这个概念上的转变在决策研究领域是全新的,但是对于认知心理学家则再自然不过了。任何学过认知课程的人,都学过从观察者接触的近端刺激(proximal stimulus)中分辨出客观现实,以及从观察者逐步形成的心理表征中辨认出现实和刺激。

我们采纳了理查德·塞勒关于心理核算的早期观点(见第15章),并提出了一个人们如何决策以及对某些账户加总,从而分隔开其他账户的非正规处理方式。这样的做法经常违反了经济理论的标准假设。有关主动性框架(active framing)的心理学,其中大部分已经在塞勒的第14章里讨论过了。账户隐喻的一个特别明显的特点是,心理核算会被逐渐关闭,而在计算那些账户的时候,可能会体验到强烈的情绪上的冲击。这个观点的一个隐含意思是,人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对自己的回报和惩罚,这可以通过确定是否关闭一个账户和何时评估该账户而做到。我们对这个强大的主题做一些修改,可以解释为何沉没成本不能被忽略(见第14、15章),为何出租车司机在繁忙的日子里过早下班(见第20章),为何投资者在清理头寸时更喜欢出售“获利股”而不是“亏损股”(见第21章),以及为何股票的回报率高于债券(见第17章)。

在第1章,相比构建框架,我们对框架效应的兴趣更大。我们惊奇地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当合在一起考虑时,给出决策问题的内容完全相同但形式不同的版本何其容易,而单独考虑框架效应时,却会导致不同的偏好。心理学对这些效应的分析是不足的,因为这个要解释的对象是决策者没有去做的:他们在需要判断是否是相同的决策问题时,不会自动产生一个共同的表征。为什么会这样呢?一个令人扫兴的答案是决策者一般都很被动,所以他们倾向于接受既有的框架。框架效应对于心理学的贡献没有它在真实世界中的重要性那么大(本书多次出现这个主题,见第13、16、19和25章),也没有它对理性决策模型基础的挑战大(见第12章)。

孤立效应是我们对各种产生不同偏好的“相同”决策问题版本的第一个应用。我们构建了一对从效用理论上看等同的问题,认为由此产生的不同偏好是该理论的一个反例。然而,对于为何这两个问题是相同的,我们后来接受了一个理论性不太强的观点。决策制定者在充分考虑了这两个问题之后,应该确定它们之间的差异是否足以导致做出不同选择,而无须对于问题中哪些是相同的做出判断。对不变性(invariance)的这种违反,展示了人们并没有从是否等价角度做出判断的不一致(incoherence)现象。框架效应的普遍存在表明,人类大脑的判断并不一定要保持前后一致(coherence)。我们在几年后才意识到,对不变性的违反极大地挑战了经济学和其他决策科学中的重要概念——“理性”(见第12章)。违反不变性现象提供了一个有说服力的理由,将描述性选择模型与规范性选择模型区分开来。对待相同问题应该用相同方式,这显然是理性的,然而人们并不经常这样做。

这就是我和特沃斯基共同得出的结果,但在后来的10年间,我们各自与其他合作者更深入地探讨了这些问题。特沃斯基仍痴迷于评估对象是描述(descriptions)而不是指称(referents)的观点。主观概率的载体是事件的描述,这种说法曾用于解释支持理论的强大效应,特沃斯基直到生命的最后阶段都在研究概率判断(probabilistic judgement)模型(见第6章)。他更是直接将违反不变性的概念,从框架效应扩展到各种类型的偏好反转(见第28章)。在与几位密友和同事,特别是保罗·斯洛维奇(Paul Slovic)、埃尔达·沙菲尔(Eldar Shafir)、伊塔玛尔·西蒙森(Itamar Simonson)什穆埃尔·萨塔斯(Shmuel Sattath)的合作成果中(见第28、29和34章),他探讨了人们的偏好受希望忽略的变量影响的其他情形。我关注的是将框架看作一种行为,特别关注决策者将判断和选择问题处理得比原本更狭窄这个倾向(见第22章)。

本书的各章只是简要介绍了一些反映选择对于形式(formulation)、情境(context)和过程(procedure)极端敏感的证据。不断增加的大量发现,对大多数经济理论的核心假设“人类存在稳定的偏好”提出了严重挑战。一位决策者通过借鉴预先已经存在的偏好顺序来做选择,这种情况似乎越来越不可信了。另一个画面是一位决策者不情愿和困难地做选择(见第34章),以及按照一种特殊情况要求的形式和情境构建偏好(见第27~29章)。当然,没有人希望在追求情境依赖性(context dependency)的过程中发展到虚无主义。选择并不像偏好顺序那样是连贯的,但也远不是随机的,因此需要对其有限的连贯性做出解释。也许人们更适合被说成是有态度的,而不是有偏好的(见第35、36章)。

体验效用在早期我们研究前景理论的效用值函数形态时,我向特沃斯基提了两个至今仍困扰着我的谜题:考虑到一个人面对的是每天都要接受注射的治疗过程,他预计他每天都会感到很痛苦。第一次注射是明天,他是否愿意在今天支付同样多的钱,以取消为期20天或5天注射疗程的最后一次注射?如果今天就必须对15天后开始的一个5天注射疗程做出决定,他会怎么做?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直觉回答是既肯定又明显不理性的。这样的情况普遍存在,我们会陆续从赫恩斯坦(Herrnstein)、塞勒(Thaler)、勒文斯泰因(Loewenstein)和普雷莱茨(Prelec)的研究成果中了解到。当然,大多数人愿意支付更多的钱将注射次数从5次减到4次,而不是从20次减到19次。在付钱减少明天或15天后开始的注射疗程上,他们表现出的意愿递减模式也是不同的。以勒文斯泰因和普雷勒克(见第32、33章)为代表的一些研究者,将注意力放在了时间偏好和折扣的标准经济分析之间的明显冲突方面。引起我们兴趣的问题是不同的:如果患者认为注射的疼痛程度每天都是一样的,在评估注射问题时,是什么导致了对线性的偏离?更一般地,在这类情况下,对曲率很大的效用函数和陡峭的折扣函数的规范性处理立场是什么?这个注射的小故事包含了一些思想的种子,这些思想后来才被人们注意到,而且仍有待全面发展。第一,这个故事假设启发引导出结果的“预测效用”(predicted utility)的可能性与结果的“决策效用”(decision utility)无关,在这个例子里是通过患者对注射疼痛的看法获得的“决策效用”。对于预测未来嗜好的任务和预计效用与决策效用之间的关系,我们在本书的两章中做了探讨(见第40、41章)。第二,直接测量患者的疼痛,他的“体验效用”是评估决策的一个潜在标准。通过这个实质性标准进行判断,人们最大化其效用的标准假设,不是套套逻辑,而是错的(见第42章)。第三,将效用的结果想成将要被实际体验到的,突显了标准决策的一个重要不足之处——理性的理论定义。正如前面在讨论框架效应时提到的,一致性是一个远非合理的要求。当客观观察者考虑实际体验的结果时,这个标准也显得过于宽松。只要一个效用函数被用到,它就是可以接受的,这个规则让太多愚蠢的决定被看作是合理的。本书最后一部分会介绍这方面的一些进展。

第1章的结束语部分简要提到决策效用和体验效用之间的区别,并提示后者应该作为前者的标准。我和特沃斯基从未一起研究这个课题,尽管我们经常谈到它。我们的看法有时有分歧,特别是在话题触及记忆在生活中的角色时,特沃斯基比我更看重——也许是因为他的记忆要比我强多了吧。在与戴尔·格里芬(Dale Griffin)(见第39章)合作的文章里,特沃斯基把生活描述成逐步积累的记忆的馈赠,这与我的看法完全不同(见第37章)。我一直以来的一个遗憾是没有和他一起研究和解决这个分歧。我们本应已经更接近“正确做好它”的状态,而且这应该会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

丹尼尔·卡尼曼于普林斯顿1999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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