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但我确信,绝不是为了孤芳自赏。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个幸运的人。我出生于1970年,在我快10岁的时候,中国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开启了中国经济改革和开放的篇章。接下来10年,一场创业浪潮重新定义了中国经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释放了中国人大力提升劳动生产率的热情;数百万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一般建立起来;中国的私营部门开始腾飞——张瑞敏、柳传志、鲁冠球和任正非等几乎是在没有任何商业经验的情况下,在20世纪80年代分别建立了海尔、联想、万向和华为。在经历短暂的经济停滞后,邓小平1992年的南方谈话又开启了中国新一轮的经济改革与开发,推动了中国第二场创业浪潮。在这次浪潮中,许许多多受过良好教育的学者或政府官员选择“下海”创业。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改革的重心逐渐向城市迁移,中国政府开始推动国有企业的改革,并于1990年分别建立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在我刚刚步入30岁之际,中国于2001年成功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向国际社会逐渐开放了市场。乘着互联网创业的浪潮,许多先行者们陆续建立了大量的互联网企业。虽然它们中的绝大多数以失败而告终,但顽强生存下来的一小部分——如阿里巴巴、腾讯、百度和京东等却快速崛起,成功发展成为中国互联网领域的巨头。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尤为迅速。与此同时,房地产市场也经历了长达10多年的高速发展。土地财政和快速上涨的房价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的逻辑,重新塑造着中国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和特征。这一方面极大地促进了中国GDP的增长,但另一方面也为中国经济的长期繁荣埋下了隐患。

2010年,我在40岁时回到北京。此时,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且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按GDP来计算最大的制造业大国,贡献了全球近1/4的制造业总附加值。

当然,如果按照国民收入总值(Gross National Product,即GNP)计算,美国仍然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大国。全球经济正艰难地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泥沼中走出来,中国开启了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1978年至2017年, 我这个年龄段的人有幸见证并亲历了中国改革开放这个波澜壮阔的伟大时代。得益于思想解放所释放出的动人心魄的力量,我们见证了人类历史上可能是迄今为止最为震撼的一个经济奇迹:40年间,一个13多亿人口的国家按GDP来衡量的经济总量增长了近35倍,占全球经济的比重从微不足道的1.8%上升到2017年的14.8%;一个自150年前清朝时期的“洋务运动”起就开始苦苦探索如何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屡败屡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再度开启“工业化”的伟大征程,最终在改革开放这40年间修成正果,建成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和产业集群,几近完成了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对中国是否完成了工业革命,学界仍有争论。但是以一个国家是否建立完整的工业产业集群以及第三产业是否超过第二产业作为判断标准,中国已经或是几乎已经完成了工业化进程。40年间,中国人均GDP从改革初期200美元的水平增长到逾9000美元,超过7亿中国人摆脱了贫困;与此同时,我们见证了一个全世界最大的中等收入阶层的崛起,他们的消费需求正引领着全球经济重心的倾斜和产业格局的变迁……像做梦一样,在另一个时空里可能需要300年才能完成的事在中国短短40年就完成了。财富在爆炸式地增长。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汽车市场、最大的奢侈品市场、最大的家电市场和最大的能源消耗国;中国已经拥有最赚钱的银行、最大的家用电器制造商和用户最多的移动电信经营商。巴黎、伦敦、纽约的大商场(Shopping Malls)或是奥特莱斯(Outlets)里,到处是操着各种方言的中国人的身影。13亿人口的国家,13亿个财富梦想,13亿个财富故事……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后,关于中国经济的叙事(Narrative)开始发生变化。在我迎来48岁生日之际,曾经创造无数中国经济奇迹的众多结构性因素似乎正开始丧失魔力——曾经充足且年轻的劳动力开始变老并且不再成本低廉;逆全球化的思潮正在许多国家出现并汇聚成一种令人担忧的趋势;长期基于信贷扩张的投资使企业杠杆高企,很多行业出现产能过剩;中国企业家们过去对中国经济长期看好的信心似乎也正在消退。同时,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开始放缓,2015年中国的GDP增长了6.9%,自1991年以来首次低于7%;2016年,中国的GDP增速下探至6.7%,虽然2017年又回升至6.9%,但低于7%的速度很难跟改革开放前30年逾两位数的增速相比……终于,我们意识到过去真的是跑得太快,快到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去盘点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进入2013年,中国北方地区长时间被雾霾笼罩;贵为世界第一大汽车市场,但我们的自主品牌所获利润却不到整个行业利润的5%。

拥有一批全世界平均年龄可能是最年轻的企业家,却发现他们中的许多甚至是大多数在迅速地世故着,早早失去了“系马高楼旁”的青年锐气;曾经我们是如此渴望改变,而今我们开始害怕洞悉世界的真实面目,早早失去了勇气去担当;作为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大国,我们的制造业面临着要素成本迅速上升、消费者需求越来越复杂、一些关键核心技术严重缺失等一系列挑战,急需升级换代;大量的企业迫切需要进入价值链的高端,却发现因原创研发不足、底层技术积淀不足等原因,在挑战面前一筹莫展…… 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像过去那样疯狂投资、疯狂积累财富的状态已经难以为继,我们需要认真审视自己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结构性问题。

政策制定者和企业高管都认识到中国亟须转变经济增长模式,需要从投资拉动转向消费和效率驱动,实现高质量发展。正在进行的经济转型给中国的领军企业们带来了诸多挑战。过去高速经济增长所掩饰的结构性问题如今日渐凸显。过去40年的巨额投资造就了许多巨型企业,其中一些不幸已经成为“僵尸企业”,负债累累,无法实现合理的投资资本收益率。2017年进入《财富》全球500强的中国企业有109家,但其中11家却出现了净亏损。数量不菲的“巨无霸”们开始出现偿债危机——曾经的全球500强企业渤海钢铁集团2016年起多次无法履行其债务约定,开始债务重组。一个问题被反复问及,“中国有真正的伟大企业吗?”

彼得·德鲁克曾把企业称为“小型共和国”这些小型共和国是一国经济的微观基础。只有微观基础展现出强大的价值创造能力,整体经济才能够健康持续地增长。用一个简单的方程式来解释中国经济的转型过程:增长率=投资率×投资资本收益率。投资率和投资资本收益率都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是,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要求我们降低投资率,提高投资资本收益率 (Return on Invested Capital, 简称ROIC)。唯有这样,中国经济才能实现从数量增长(Quantity Growth)向质量增长(Quality Growth)的转型。提升投资资本收益率,是新时代中国经济转型成功的关键。对于中国经济的微观基础——中国企业而言,意味着它们需要把战略和经营侧重从对“大”和“规模”的追求转向对“伟大”的追求。从“大”到“伟大”,在中国崛起一批伟大企业,是中国企业必须马上展开的破晓之旅!

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我试图寻找一个理论框架来理解中国经济的现实。对我而言,答案是极其简单而直接的——中国需要打造一大批能够长时间保持高水平投资资本收益率的伟大企业。唯此,我们才能重塑中国经济的微观基础,实现高质量发展。当然,这个答案立刻又引出了许多尚未解答的问题,例如:为什么中国拥有一批“大”企业,却几乎没有“伟大”的企业?哪些外部或内部的因素制约了中国“伟大”企业的崛起?中国企业要真正走向“伟大”需要遵循什么原则?中国的伟大企业更可能从哪些行业涌现?现在的候选企业是谁?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我将在本书中回答这些问题。

中国大企业的崛起中国大企业的崛起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20年的时间里,进入《财富》全球500强的中国大陆和中国香港企业的数量从1996年的两家猛增至2017年的109家。如果算上中国台湾的企业,这个数字在2017年已经达到115家。2017年入榜企业的总营收门槛是216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400亿元。毫无疑问,中国改革开放期间所取得的成就的确令人惊叹!中国上榜的《财富》全球500强的企业具备如下特征:

首先,2017年进入《财富》全球500强的109家企业中,超过80%是地方国企或央企,主要集中在提供资金、能源、原材料等生产要素的行业。以榜单上的中国前10大企业(按排名顺序选出)为例,它们的营收都在1000亿美元以上。这10家企业中,除了排名第五(全球排名24)的中国建筑和排名第九(全球排名第41)的上汽集团外,其余8家企业,包括排名前三名的国家电网、中石化和中石油(分居全球第2、第3和第4),都来自生产要素领域;10家企业中,除了平安集团,其余9家都是央企。中国大企业的这种分布与中国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是吻合的。持续40年的高投资需要大量的资金、原材料和能源等要素,这些领域里容易出现规模领先的企业。虽然中国经济正在经历从简单的投资拉动向创新和效率驱动的转型,但中国经济的微观基础还没有充分体现出这种转型所带来的变化。

其次,中国上榜企业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大而不强的状况。中国109家上榜企业的平均总资产收益率(ROA)仅为1.65%,1块钱的资产只能产生1.65分的税后利润;而美国企业的平均总资产收益率为4.79%,是中国企业的2.9倍。我们上榜企业的资本使用效率确实不高。通过大量的银行信贷和投资形成的资产并没有产生足够的盈利。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我们投资拉动的粗放式增长模式是匹配的。此外,需要注意的是,109家上榜企业中有11家企业的盈利为负,这显然与世界500强的身份极为不符。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并没有催生出大批伟大的企业。

我在本书第一章探讨了中国企业快速崛起背后的推动力量,包括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有利于中国企业成长的政府政策和外部环境等。中国经济的扩张一直以来依靠的是固定资产投资。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对资源和资金等要素的需求极其旺盛,而这些要素领域仍然为国家所垄断。这两点结合起来导致了资源行业和金融服务行业中巨型国有企业的出现。

20世纪90年代,中国改革的重点开始转向城市。为了提升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中国政府采取了所谓“抓大放小”的改革战略,通过合并、收购、剥离甚至直接关闭等方式推动了国有企业的兼并重组,催生了一批大型国有企业的出现。如今,国资委直接控制的国有企业虽然已经不到100家,但其中49家进入了《财富》全球500强榜单。

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21世纪的前10年,得益于“入世”后的低关税,出口的年增长率在大部分年份都维持在20%以上,出口对GDP的占比也一度超过了30%。全球贸易自由化促进了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的发展。强劲的出口带回了大量的外汇储备,最高峰时曾突破4万亿美元。这也使得中国企业能够积极地跨境收购海外标的。比如位于浙江的民营汽车制造商吉利就于2011年收购了沃尔沃(Volvo),并通过这起收购于2012年成功跻身《财富》全球500强。

然而,不是所有的大企业都能称为“伟大”。按营业收入计算的规模并不能用来衡量企业的价值。例如,《财富》全球500强企业中国铝业在2015年出现了17.6亿美元的净亏损;另几家全球500强企业渤海钢铁、中钢集团和中国远洋等都曾一度处在破产的边缘。这些巨型企业的总营收确实名列全球前500名,也确实为中国的GDP做出了贡献,但在创造价值方面却乏善可陈。

为实现可持续增长,我们必须在投资率和投资资本收益率之间找到一个新的平衡。继续维持固定资产投资占GDP 50%左右的比例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切实际,提升企业层面的投资资本收益率似乎是唯一的出路。投资率和投资资本收益率这两个驱动增长的变量,按照取值高低可组成四种不同的组合。根据这四种组合,我在本书第一章中预测了中国经济未来可能出现的四种情境。中国是否能够成功地避免最坏的情境——“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即低投资率以及低投资资本收益率所导致的长期经济停滞,取决于中国能否大幅提升整体投资资本收益率。而要提升中国整体的投资资本收益率,就需要中国经济的微观基础——中国的企业——大幅提升资本效率。

什么是伟大企业?我在商学院从事了18年的金融学教学与研究,除了没日没夜分析大样本数据,寻找隐藏在数据背后的规律外,也亲手分析、诊断了无数成功或失败企业的案例。在本书第二章,从我自己的专业公司金融的角度,我提出伟大企业就是那些能够长时间保持高水平的投资资本收益率的企业!大量的实证研究已经提供了足够有说服力的证据,揭示了投资资本收益率是与企业价值创造和资本市场表现关系最为密切的指标。一个企业能够长期保持高水平的投资资本收益率,就能够长时间创造价值并最终赢得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的尊重。这样的企业也就堪称伟大企业。在本书第三章,我用沃尔玛、通用电气、无锡尚德等几个案例详细讨论了投资资本收益率对于一个好的商业模式的重要性。投资资本收益率这个概念适用于中国吗?作为主要从事实证研究的学者,我在本书第四章用实证金融分析的方法,对中国的A股上市企业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我发现,基于投资资本收益率设计的交易策略能够给投资者带来α(超额收益率)。具体来说,如果使用对冲投资策略,买多具有高投资资本收益率的企业的股票、卖空低投资资本收益率的企业的股票,投资者可以获得高达20%的风险调整后的超额收益。此外,在1999至2017年这19年间,投资资本收益率最高的20%的上市企业能够给股东带来高达12.8%的年化收益率,基本与同期中国名义GDP的增长速度(12.3%)相当。投资资本收益率反映的是每家企业的基本面,我的研究也发现,1998至2017年这20年间,中国A股主板市场上市企业的平均投资资本收益率不到4%,远低于同期美国上市企业的平均值。

为什么中国拥有一批“大”企业,却几乎没有“伟大”的企业究竟是哪些外部或内部的因素导致中国企业总是追求经营规模而忽视价值创造呢?本书第五章探讨了企业外部的两个因素: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和薄弱的制度基础设施。事实上,除了高投资率外,中国经济的增长还具备以下特征:由于投资率长期居高不下,中国经济对资源和资金等生产要素的需求很大,而资源和金融行业大多为国有企业所垄断。由于“道德风险”以及软预算约束,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率并不高。我在本书第五章比较了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投资资本收益率(ROIC),发现平均而言,国有企业的投资资本收益率要比非国有企业低4至6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在国家主导的金融体系下,超过50%的银行贷款都配置给了国有部门,对民营企业形成了“挤出效应”,使其难以成长壮大。因此,我们看到中国虽然拥有许多大型的国有企业,但拥有高投资资本收益率的企业却屈指可数。同样的因素,既造就了中国企业的巨大规模,却又阻碍了它们走向真正的“伟大”。正如我极为喜欢的歌手卢·里德 (Lou Reed)在《完美的一天》 (A Perfect Day)中所唱的那样,“你将收获的,就是你曾经播种的。”

中国在改革过程中也采取了适度的金融抑制政策。具体反映在如下几个方面:金融系统为国有银行体系所主导;银行利率受到管制;政府严格限制民营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国有银行的资金往往向国有企业倾斜,造就了国有企业的“伪大”而非“伟大”。我们可以用如下不等式来说明:ROIC≥WACC,即投资资本收益率≥加权平均资本成本。公司金融理论和实证研究告诉我们,只有当此不等式成立时,投资才能创造价值。但由于中国的金融中介效率相对不高,国有企业或地方政府在做投资决策时所考虑的资本成本(WACC)比市场平均资本成本或民营企业所承担的资本成本要低。因此,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往往会大量投资甚至过度投资,而投资效率相对更高的、更为市场化的民营企业却常常投资不足。

与薄弱的制度基础设施相关的另一个根本性问题在于,中国仍缺乏一个开放的、一体化的国内市场。正如本书第五章所述,在经济改革的推动下,中国虽然实现了对外的充分开放,但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也导致了“地方保护主义”的出现,极大地增加了跨地方(跨省)交易的成本。在缺乏公平竞争环境的情况下,市场竞争的赢家往往是那些善于“政策寻租”的企业,而不是那些真正创造价值的企业。在过去的40年间,我们对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做出了大量的投资。如今,到了该为制度基础设施进行投资的时候了——这是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要举措。

制约中国企业走向伟大的一个内部因素是公司治理不善。我在本书第六章剖析了这个问题。公司治理问题从根本上讲就是“代理问题”。当前,不完备的公司治理机制无法有效地解决错综复杂的“代理问题”。有很多证据表明,治理不善的企业,投资资本收益率也偏低。很明显,要打造伟大的企业就必须提升改善中国企业的公司治理实践。大量的研究也显示,中国企业在公司治理实践中最薄弱的环节就是中国企业广泛使用的“金字塔结构”(Pyramidal Ownership Structure)。我在第六章中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证明“金字塔结构”虽然有利于控股股东迅速做大企业,但对提升投资资本收益率来说,起不到任何作用。

制约中国出现伟大企业的另一个内部因素是中国企业的多元化迷思。多元化是许多中国企业惯用的公司战略选择,但多元化是否就意味着更高的投资资本收益率呢?我对中国A股上市企业海量数据进行了大量分析,从不同侧面回答这个问题。本书第七章的实证结论以及三个著名案例(中国远洋、昆仑能源和华润创业)都展示了多元化对企业价值创造的影响。大数据分析显示,企业多元化的程度与投资资本收益率水平之间基本上是负相关关系,追求价值创造的企业总的来说反而应该选择“专业化”的经营战略。当然,多元化战略可能仍然适用于拥有优秀的组织资本和管理技能的企业(如通用电气),也可能适用于创始人天赋异禀、视野开阔、对科技和商业模式创新极度敏锐的企业(如谷歌和阿里巴巴)。但是,我倾向于认为多元化战略并不适合于普通企业。我对中国远洋、昆仑能源和华润创业三个案例的分析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专业化”能够创造更大的价值!多元化战略的误区是导致中国企业“大”而非“伟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企业如何走向伟大中国企业如何走向伟大?要打造伟大的企业,我们首先需要夯实制度基础。本书第八章指出,孕育伟大企业的制度应包含以下三要素:重新定义政府的经济角色、提升金融中介的效率、营造创新创业的文化。

在经济发展中政府应该扮演什么角色?政府的有形之手是“帮助之手”还是“掠夺之手”?无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深入参与的确是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初期取得重大成功的重要原因。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和经济的腾飞所需要的基础设施离不开国家的顶层设计和政府主导的大量投资。国家在经济活动中的参与甚至也为日后中国的创新创业搭建了平台、提供了前提,比如中国电子商务行业的迅猛发展,就极大地得益于国家打造的电信网络、高速公路以及高速铁路系统。此外,国家在很多关键的创新领域都投入了巨额资金,这些都是民营企业所无法独立承担的。然而,中国正在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阶段,资本的使用效率正变得更加重要。因此各级政府应努力转变角色,从经济活动的直接参与者转为规则的制定者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以打造并维持公正公平的竞争环境作为自己的主要职责。

关于第二点,提升金融中介效率、允许民营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是中国金融体系恢复活力的关键。只有资本得到更高效和合理的配置,企业层面的投资资本收益率才能得以提升。为此,中国需要新一代的金融体系,我称之为“我们热爱的金融”。在新的金融体系下,资金应该能以简单、直接和有效的方式从储户流向资金的最终使用方。一个金融体系是否是“我们热爱的金融”的判别标准简单直接:它能否大幅降低资金需求方和资金供给方彼此建立信任的成本?4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证明,通过解放思想,释放人的创造力,中国经济能够得到极大的提升。未来中国经济最可行的增长源泉就在于进一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简称TFP)。为此,中国需要建立一个公平、公正、透明的商业环境,保护并承认大众看似微小的创新和尝试,激发并保护真正的企业家精神。

在《通向奴役之路》中,哈耶克说道:“在社会演化中,没有什么是不可避免的,使其成为不可避免的,是思想。”伟大的思想造就伟大的企业!中国伟大的企业必将从那些勇敢地通过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颠覆传统的领军者、尊重市场和消费者、着力打造长期价值而非短期利益的创业者中诞生。在本书第九章,我探讨了有望加入真正伟大企业精英俱乐部的中国企业——华为、阿里巴巴、小米和顺丰速运。这四家企业来自不同的行业,商业模式也各不相同。华为作为电信设备供应商,近期也开始涉足消费者业务;阿里巴巴作为全球领先的电子商务平台,其投资范围之广几乎遍布每个领域;小米手机的年出货量高达9000万部,但仍把自己定位为移动互联网企业;顺丰则是中国民营快递企业中的佼佼者。这四家企业不论是所处行业、成长路径、企业文化还是提供的产品和服务都截然不同,但它们却拥有一个共同特征,落脚在同一个主题上——通过积极追求更高水平的投资资本收益率来创造价值。

我希望本书能够提供一个由实证证据和案例来支持的理论框架,帮助中国企业走向伟大。在本书第十章,我总结了本书的内容要点,提出中国企业追逐伟大过程中必须实现的九个改变。这九个改变涉及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制度基础设施的建设等企业经营环境中应该发生的变化;也涉及企业经营目标、公司战略、企业治理等企业层面必须实现的改变。尽管中国经济面临着各式各样的挑战,但它在改革开放40年间发生的变化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可以乐观的理由。一方面,中国经济的总体规模已不可同日而语;另一方面,中国新一代企业正在崛起,它们借助移动互联网等新兴科技挑战并颠覆着市场上效率低下的传统领军企业。新一代的中国企业有着国际视野,更愿意承担必要的风险,资本市场的运作也更加纯熟;与此同时,我们期望相当数量的传统领军企业也会在更为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实现蜕变,成为价值创造者。它们是推动中国企业走向伟大的希望。

有耐心读完此书的读者会发现,我几乎是用一种近乎偏执的态度强调投资资本收益率这个概念的重要性。或许,我对“伟大企业”的理解过于极端,过于技术化。需要解释一下:这一方面源于我在金融领域多年的专业训练和专业研究,它深刻地影响了我观察和理解企业的角度与立场;另一方面,也更为重要的是,我深刻地体会到在过去20年,我们的企业对“大”和“规模”的追求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这种情况下,我愿意用一种显得极端的方式去推介投资资本收益率这个概念。中国人为人处世、思考问题讲究“执两端而守其中”。当整个企业界的思潮在向“做规模”这个极端延伸的时候,我想强调另一个极端——投资资本收益率。或许,向这个极端延伸可以带动整个思潮不至于太过倾斜。我写作此书的初衷是“向另一极延伸一厘米”。希望读者看完这本书,听完我的逻辑和分析之后,也有同样的感觉而不至于觉得我太过自负。

行为金融学的学者常常引用心理学里的一个重要实验。设想有一种疾病会导致600人死亡。现有两种方案应对。实施方案A的话,确定有200人能被救活;实施方案B的话,有1/3的可能性,600人都能被救活,但有2/3的可能性,600人都会死亡。当心理学家让参加实验的人选择时,大部分人都选择方案A。换一个角度陈述这两个方案。如果实施方案C时,有400人会死亡;如果实施方案D的话,有1/3的可能性600人都能被救活,但有2/3的可能性这600人都会死亡。这种情况下,绝大部分参加实验的人的选择是D。

方案A与C、方案B与D完全相同,在不同的陈述下人们却有不同的选择。心理学家认为这源于对问题界定方式的不同。怎样更好地界定一个问题会直接影响到人们的思维过程和最终选择。在上面的例子中,第一种界定问题的方式强调“生”,而第二种界定问题的方式则强调“死”。

在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面临转型挑战的时候,我们应该重新界定企业的使命和目标。如果我们大部分企业家和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愿意且能够改变思路,把视角从“大”转向“伟大”并付诸实践时,中国企业会出现真正的变局。

2012年11月,我前往秘鲁首都利马,参加在那里举行的由全球顶尖商学院组成的“国际管理学院联盟”(PIM)年会。会议期间,我代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与来自全球51家商学院的代表们一起探讨了广泛的议题,讨论的重点主要是商学院和商学院教育面临的新挑战。这是我第一次去拉丁美洲。对我而言,那是一片神秘的、充满异域风情的大陆,只曾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中略窥一斑。我知道书中的马孔多镇本来描绘的是哥伦比亚而不是秘鲁,但漫步在利马街头,穿行于充满历史故事的建筑,仍能感受到拉美大陆那种魔幻与现实绵绵不绝的纠缠。秘鲁经济在过去5年里实现了6%左右的年增长率,似乎正在摆脱多年的动荡和停滞,而经济增长也成了时任秘鲁政府关切的重中之重。

在年会上,中国和中国企业成了最热门的话题。与会者急切地想要知道中国经济崛起的原因以及中国崛起对于世界的意义和影响。中国的崛起源自思想解放,源自因改革开放而得以释放的企业家精神。中国企业兴衰成败的故事也逐渐成为研究课题,编入了商学院的案例中,激励并启发着其他各国的创业者和商业领袖。在利马短暂的几天,我有机会粗略地了解了秘鲁的历史。秘鲁直到19世纪70年代才废除奴隶制,而当时奴隶主同意废除奴隶制的一个前提条件居然是他们能够使用来自中国的“苦力”来替代原有的奴隶……如今漫步在利马街头,华为、东风等中国企业的广告随处可见,当地人对中国企业的尊敬之情也溢于言表。今非昔比,让人不胜唏嘘。真正能够让一个民族广受尊重的,是伟大的产品、伟大的企业、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思想。

中国企业已经成功地走完了第一次长征,实现了全球范围内在规模上的迅速崛起。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中国经济急需新的经济增长逻辑和新的微观基础之际,我期待有着更宏伟视野、更具创新精神的中国企业能继续砥砺前行,向着世界级的伟大企业一步步迈进,实现中国企业伟大的第二次长征。我喜欢苏轼在《留侯论》开篇的那段话:“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走向未来的中国企业,“所挟持者甚大,其志甚远”,从“大”到“伟大”,是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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