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赶紧来吧



作家们、批评家们



所有用笔预测未来的人们



睁大你们的眼睛



像这样的机会稍纵即逝



但别盖棺定论得太早



因为时代的车轮还在旋转



——鲍勃·迪伦







这本书的主题是中国企业为什么需要“从大到伟大”以及如何才能实现“从大到伟大”。



就“从大到伟大”这一主题,我曾经在2013年至2014年间写作并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了《从大到伟大:中国企业的第二次长征》一书。该书出版后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2014年3月甫一出版即被《中国新闻出版报》列为当月的十大畅销书之一,并被列为经管类书籍第一名。随后几年,这本书被多次印刷,需求始终存在,在最近两年甚至还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从大到伟大”这一提法开始被广泛接受,2018年的博鳌论坛甚至以“从大到伟大:企业的蜕变”为题设计了一个分论坛,讨论如何定义并建设伟大企业——作为《从大到伟大:中国企业的第二次长征》这本书的作者,我有幸被论坛组织者邀请主持了那次分论坛。



2017年1月,Palgrave Macmillan出版了我的英文书Corporate China 2.0: The Great Shakeup。在这本书里,我几乎是围绕同一主题,提出中国经济在高速发展近40年后,需要一个全新的经济微观基础,企业应该把经营侧重从规模发展转向价值创造,中国企业正从以规模为导向的1.0阶段进入以价值创造为导向的2.0阶段。这本书主要是为国际学术界和政策界的英文读者撰写的,目的在于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改革开放中的中国企业和它们所走过的不同寻常的路。当然,我在书里也毫不讳言中国企业在中国经济进入新时代后所面临的各种挑战。这本书在国际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力。曾任美国金融学会主席的Franklin Allen教授强力推荐此书给“所有对中国经济和中国金融感兴趣的人”!



这两本书出版至今时间并不算长。但是,中国发展和变化的速度让任何一本以现代中国为题材的书籍都会在短短的三五年内给人“时过境迁”的感觉。当然,时光流逝中一定有些恒常不变的东西。我一直坚信中国最近40年的波澜壮阔下面隐藏着一些捭阖经济社会生活的基本逻辑和法则。而对这些逻辑和法则的逐渐认知,以及在心底培养起对它们的敬畏,是我们迄今能够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原因。凡是涉及基本逻辑和法则的问题都属重要问题,都值得也必须去反复研究和思考。中国企业“从大到伟大”这个命题是涉及这些基本逻辑和法则的重要问题。套用若干年前在研究生院攻读博士学位时,听到教授经常开的一个关于芝加哥学派的玩笑: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授们出的博士资格考试题目永远都不会变,但答案一直在变。 中国企业“从大到伟大”是一个值得也必须去反复研究的问题!



改革开放40年,通过政府顶层设计,并激发自下向上的活力,我们积极参加全球产业链的分工布局;同时,中国庞大的人口和市场令制造业能快速扩张,涵盖诸多领域的制造业集群不断涌现。这一切使得大规模生产和产业的崛起在中国成为可能,进而完成工业化的进程。此外,中国的高速增长还得益于政府积极制定长远发展战略并贯彻实施发展战略的出色能力。政府制订并实施不会受到利益集团掣肘的长远发展计划,并利用各种行之有效的方法确保规划目标的实现。



中国的改革设计者和各个领域的践行者们不囿于陈规俗见的约束,创造了大量独具中国特色的实践经验。例如,通过对外开放,坚决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培养中国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在经济发展早期资本严重缺乏时,地方政府创造性地把土地的未来收益“证券化”,以房地产投资和城镇化推进来促进经济增长;通过适度的“金融压抑”政策,将稀缺的资金聚集起来,投入到国家重点扶持的行业中,助力产业发展……这一切深刻地反映在中国经济微观基础的变迁上:中国在现代意义上的企业从几乎没有到有、从小到大、从纯粹的本土企业到逐渐发展出一批全球性的企业,从追随到引领,从点到线再到面,留下一系列可圈可点的印记,它们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为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贡献着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当然,促成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很多因素是一次性的。在享受了多年的人口红利之后,我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在加剧,中国制造的成本优势逐渐丧失;长期的高投资带来的大面积产能过剩和企业高杠杆问题,使得企业未来继续维持高投资率变得越来越困难;地方政府之间的经济绩效竞赛极大地激发了地方政府投资的热情,但增长主义倾向也带来了大量的低效投资和庞大的地方政府债务;适度“金融压抑”政策有助于社会迅速实现工业化,但金融压抑所带来金融中介服务低效、覆盖面窄、结构不合理等痼疾,正制约着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房地产业曾极大地促进了投资拉动的中国经济发展,并为地方政府财力的扩大创造了条件,但“土地财政”和高房价也在很大程度上绑架了中国经济,制约着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实现;扭曲的公司治理模式模糊了企业经营的真实目标,导致企业普遍缺乏创新商业模式和价值创造的动机与能力……



中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中一系列结构性问题的出现和发酵,严重影响中国经济实现可持续的包容性成长。为此,中国政府提出经济需要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这一过程中,我们的企业需要改变在过去40年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形成的认知和思维定式,充分理解经济及企业发展的阶段性问题,真正把价值创造放在单纯地追求规模之上。重新塑造经济的微观基础,实现企业“从大到伟大”的转变是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义。



宏大的叙事下从来都是由无数个体的坚持与奋斗组成。40年间,我们目睹了一个又一个财富故事和一代又一代商业传奇。骄傲之余,我们必须明白身处的时代正在急剧变化着——新技术的冲击、经济重心的倾斜、地缘政治的变迁和逆全球化思潮在不断改变着产品和服务的供给端与需求端,一个又一个行业结束了“黄金时代”,开始步入“白银时代”甚至“青铜时代”。大时代下,任何个体都不能摆脱家国和时代大潮的冲击和裹挟。在这个急需我们去反思技术,反思文明进程,反思发展模式的重要历史节点,在我们赖以生存的智慧和习以为常的秩序受到诸多挑战之时,我们的企业需要去直面各种问题和挑战,去展现“定义美好”的能力和“建设美好”的愿力。回归到企业经营的本质,摆脱以“短、平、快”的寻租方式片面追求规模的倾向,展现价值创造的卓越能力,实现从大到伟大的飞跃,是中国企业在新时代急需建构的价值理念和思维逻辑体系。



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前30年获得了4%以上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年均增长速度,很大程度解释了中国人均GDP的爆发式增长。但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和高增长阶段接近结束,TFP增长率在过去七年已经下降到年均2.3%的水平。未来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通过更多、更有效的研发和对企业家精神的激发与保护进一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重新塑造中国经济的微观基础。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占GDP2%的研发投入虽然绝对数量可观,但是研发的绩效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我们大量的研发(Research & Development, 简称R&D)是“发”(Development)而不是“研”(Research);我们的创新也大量集中在满足用户体验和提升效率这两个层次,在以复杂技术和科学研究为基础的创新方面,我们还非常匮乏。



我们亟待牢固建立起科学的理性精神。缺乏理性精神,我们急功近利、好奇心钝化,对建立起对人类世界、对本源和普遍性的深刻理解缺乏兴趣。我们不愿也无法专注于基础科学和底层支撑性技术的研究,热衷于通过资本实现技术上的“拿来主义”。我们躁动着,在各种各样质量不一的思维泡沫的指引下,寻找各种快速成“财”的商业逻辑与商业机会,却缺乏更大的格局去思考真正推动人类社会进化的力量。历史反复教育我们,人们愿意相信并乐于制造各类泡沫的原因在于只有在泡沫中他们才有机会短期攫取暴利。于是,在一个财富梦想主导一切的时代,在各式各样的思维脑洞里,在大风过后的满地狼藉中,我们一边感叹着埃隆·马斯克和SpaceX的奇迹,一边焦虑着自己的生活。



德鲁克曾说过,“没有什么比正确地回答了错误的问题更危险。”波诡云谲的大时代,各类“思想泡沫”甚嚣尘上,看似热闹非凡,实则急需去伪存真。直面形形色色现象后的本质,更为重要的是要提出正确的问题。在这本书里,我在已有著述的基础上再度提出并重新阐释了企业“从大到伟大”这一命题。书中,我将数据分析的时间维度延伸到2017年,并加入大量正向伟大企业发起冲击的中国企业的案例。在将企业“从大到伟大”这一命题置身于中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这一更为宏大的叙事之后,我们发现研究企业变迁能够为理解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结构性问题以及找寻这些问题的答案提供一个全新的、激动人心的视角。这本书反映了这样的思考。



大幕已经开启。以过往为序章,我们整理队形,重新出发——所有关于未来的答案都隐藏在现在。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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