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时代需要“第一”

2018年春,中美贸易战打响。国人仿佛初醒,方才意识到中国在农业和能源领域的短板;那些曾经引以为傲的大型企业,唯在此痛彻之中,才感悟到不论企业规模多大,缺少核心技术才是致命伤。很多人把这场对抗简化为中美科技争霸战的逻辑,乃至归结为国家利益的对抗。但是这显然规避了一个更为深层的问题,那就是即便如中兴、华为这样庞大的企业,仍然未能帮助中国企业真正实现在国际上的崛起,在大部分领域里,我们只是追随者,而不是领导者。

“第一”的误区

定位之父特劳特曾说过:“成为第一,胜过更好。”

如今广告词语的滥用,导致在某种程度上,“第一”已经成了很多人的禁忌。但是如果我们被游戏般的修辞法则束缚住,就会忽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在日趋激烈的商战中,具有战略定位意义的“第一”,是关乎企业生存与价值的致命话题。

诚然,现实中的“第一”总是极少数,多数企业面临的共同问题反倒是“我不是第一”该怎么办?在这本书里,我们总结了多年来为企业培训与咨询所梳理出的经验步骤。但是,在学习它们之前,我想应该先看看关于“第一”的常见误区,比如“规模最大”“进入世界500强”或“获取更高的利润”,具备了这些就是第一吗?

万达集团曾经以26亿美元收购美国的第二大院线AMC,继而成为全世界拥有影院最多的企业,2014年收入31亿元人民币位居全国之首,但是有关数据却显示院线规模与票房收入并不成正比,单屏年产值与生命力指数最高的竟是规模小得多的“北京新影联”院线。事实也正是如此,在普通消费者的心里,万达影院并不是观影时的首选。虽然它“最大”“收入最高”,但并不意味着它就占据了普通消费者心智中的“第一”。

美国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曾经针砭中国企业,“这些年都在学通用电气,以为大就是优。”

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汽车市场、最大的奢侈品市场、最大的家电市场、最大的能源消耗国;中国已经拥有全世界市值最大也最赚钱的银行、最大的家用电器制造商、用户最多的移动电信经营商。但是,作为世界第一大汽车市场,我们的自主品牌所获利润却不到整个行业利润的5%。

有一组数据非常有震撼力,1850年,中国已经是全球制造大国。160年后,到了2010年,中国再次成为制造大国,占到了全球生产总值的19.8%,美国占19.4%,表面上我们比美国多0.4个百分点,但是我们达到这样的占比,用了1亿名工人,美国只用了1150万名工人。由此可见,我们过往的成就,并不是来自市场的转型成功,而是来自上亿农民转化为工人,巨大的个人生产力获得释放。

2018年的贸易战再次验明,不论是国家还是企业,我们距离“第一”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引爆无人区

当前,世界经济下行、商业环境发生巨变,从工厂时代到市场时代,再到过剩经济的时代,很多我们曾经拥有的机会,如今已经变成了桎梏—发达国家对我们愈加防范,贸易摩擦、保护壁垒在不断增加,另外,劳动力、环境等曾经的优势却带来了负面结果。

中国经济过往的模仿追赶式增长已经走到了终点,如今我们停泊在了“无人区”,这是一个没有可遵循、照搬模式的阶段。我们所要做的,除了要改变过往学习、模仿的生长模式,更重要的是引领自己走出去,这样才能实现社会经济的再次转型。

不论是中央推出的供给侧改革,还是国务院批准的“5·10”中国品牌日,都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在我们的市场上,有太多转瞬即逝的生意,而行业领军式的品牌却太少。环境已经塑造了太多的生意人,他们关心对市场机会的捕捉和把握,他们善于根据市场需求来转换自己的战场,尽管在他们手中诞生了大量上市公司,但企业本身存在的意义却被忽视了。既然如此,中国的商业环境,怎能创造出具有生命力的品牌?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指出,“企业的本质是创新,而创新是企业家行为”。很多声音也在呼吁,“未来将是依靠创新的企业家的经济时代”“我们需要原创,需要企业家的创新精神”。

问题正在于此,想要引爆“无人区”,诞生“新世界”,最先也是最为重要的,不是对企业家提出要求—“要有创新精神”。思考一下,华夏先人自古辛勤耕耘出的文化价值观中,从来就没有西方的“冒险精神、自由创造力”。中断教育的特殊年代之后,涌现出了一批浑身是胆的草莽创业者,如今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创业者,如果缺少对“冒险、自由、创造”的偏执,骨子里就缺少创新的动力,又何来创新的能力?

但是,我仍然坚信未来会有所不同,因为那些未来的创业者必将意识到:追求“第一”,是实现创新的最基本心智条件—如果对“第一”的强烈渴望能贯彻到他们的一切行动中,那么他们的所有行动都会是有创新性的,所有理念也都会超越过往。无论成败,最终他们定会获得一个“与众不同”的企业。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如果我们的基数足够大,这些企业中就一定会诞生相当数量的世界级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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