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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叶,上海开埠;在西学东渐和西书中译潮流中,拉开了我国近现代科技出版的序幕,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中国科技出版的惟一中心。一个半世纪来,上海出版的数万种科技出版物为我国各历史时期重大社会变革,提了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最近,上海市新闻出版局主办的“科技出版百年回顾展”,勾勒了上海近现代科技出版事业诞生、发展的轨迹。
启蒙时代
1843年后,西方教会纷纷在上海设立出版机构,传入近代印刷技术,翻译出版西方书籍。洋办出版机构多达数十家,使上海成为当时的西学传播中心。
1897年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创办,被公认为中国近现代出版业发祥的标志。这一时期,全国大部分科技出版机构集中在上海。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开明书店、中国科学仪器图书公司等为代表的民间出版机构出版了数千种科技书刊,影响深远,成为五四运动科学思想的先声和许多科学家的启蒙老师,唤起无数爱国忧国的知识分子“科学救国”的善良愿望,崛起为中国科技出版的中流砥柱。
商务印书馆,1897年由夏瑞芳等4人在上海合资创办。1902年设立编译所,延聘张元济为所长,网罗一流学者从事译著、编辑工作,开始大量出书,发展成为中国近现代规模最大、最有影响的出版机构。鼎盛时期,在全国各省会城市和重要商埠以及东南亚一些国家共设80多处分馆。1902年至1950年共出版图书15000余种,其中自然科学、应用技术读物占1/3。
中华书局,1912年陆费逵等在上海创办,后来发展为仅次于商务印书馆、位居全国第二的出版机构。
大东书局,1916年吕子泉等在上海创办。出版有《中国医学大成》(13集)、《中国医学大成总目提要》等书。
世界书局,1917年沈知方在上海创办。出版有《养猪学》、《养牛学》、和《改良耕作法》、《实用果树园艺》等农业科技书。
开明书店,1926年章锡琛在上海创办,出版有《西洋建筑史话》(丰子恺著)等书。
这一时期,上海出版了许多理、工、医、农、科普名著,在当时产生重要的社会影响,有的至今仍在重印或修订出版。如“影响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名著名译《天演论》、大型科学普及翻译出版工程《科学大纲》、近代科学奠基之作《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等。同时,大量科技杂志也应运而生。最负盛名、延续至今的有《科学》、《科学画报》、《大众医学》、《电世界》等。
在中国近现代科学传播史上,这一时期留下了一大批知识分子不懈耕耘的足迹。从李善兰到杜亚泉,从严复到张元济,他们有的学理工,有的习古文,有的从过政,有的教过书,共同之处是:长期从事翻译出版,无不具有世界眼光。
如果从1897年商务印书馆创办算起,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的50年中,上海科技出版界的先辈们,创造了一个伟绩:把西方自近代科学诞生以来300年间走过的路程,让中国的知识分子快步走了一番。牛顿、达尔文、赫胥黎等来自欧洲的科学智慧,打破了长期禁锢的头脑。这是一次跨越“时间隧道”的努力。历史学家值得研究一下这个奇特现象:在中国战乱不绝、社会动乱的这几十年间,一批文人何以能在没有任何支持的情况下,创造出一个出版奇迹———更应该说是一个文化奇迹。
将他们与欧洲18世纪思想启蒙运动的先驱们相比,并不过誉。他们是20世纪初中国的思想启蒙者。正是1915年创刊的《科学》杂志,在“发刊词”中率先提出“民主”与“科学”,后成为“五四”运动的口号,推动了中国现代史上持续久远的“科学救国”思潮。从孙中山到毛泽东,中国20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谁没有受到过他们的启蒙和影响?
作为启蒙时代的出版人,他们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已远远超过了出版界、科技界本身。他们是在中国传播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文明的开创者。历史将永远记住他们!
奠基岁月
建国初期,上海科技出版的特点是大量引进前苏联的科技图书。20世纪50到60年代,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开始比较系统地出版各类科技著作。一大批反映国内科研成果的科学家的精心之作,先后面世,其中有《现代微分几何概论》、《受控热核反应》、《实用心脏病学》、《典型域》、《拓扑学引论》、《中国桑树栽培学》等。为工农业生产服务成为这一时期科技图书的一大特点,出版了一些炼钢、化肥、棉纺、兽医类书籍。
这一时期,上海科技出版的“领头军”依然是其时尚未迁入北京的商务印书馆。“中学各科要览”、“苏联大众科学丛书”、“苏联科学专著译丛”等,成为当时主要科技出版物。
引人注目的是,这一时期的翻译读物居多,特别是大量译自苏联的科技读物,部分满足了建国初期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1956-1966年,上海科技出版的骨干地位被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所取代。1956年中共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上海的科技出版进入蓬勃发展时期。尽管服务于工农业生产实践,是这一时期图书的主要特点,但反映中国科学家研究成果和国外若干科学前沿的图书,也开始比较有系统、有重点地出版。代表性科技专著有:中国著名数学家的著作《现代微分几何学概论》(苏步青著,1962年),《三角级数论》(陈建功著,1962年),《典型域》(华罗庚等著,1963年)。《量子力学》(周世勋著,1961年),《基本粒子理论》(蔡建华等译,1966年)等。
翻译出版苏联科学家的著作,是这一时期的重点。但我国科学家已开始把国外生物学前沿的知识介绍到国内,使我国的生物学快速发展起来。同时,医学和其他学科的科技图书也有出版。
几乎与我国研制原子弹同步,自1960年代始,《核反应堆物理导论》、《受控热核反应》、《核反应堆材料》、《核反应堆实验》、《核装置辐射屏蔽建筑材料》、《核理论精选》等一系列核工程类著作,相继在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组织出版。
崛起的中国少儿科普读物也引人注目。《少年自然科学丛书》自1959年开始出版,在“文革”前就出版了《蜡烛的故事》等30余种,其中李四光、华罗庚等26位科学家共同撰写的《科学家谈21世纪》,引起巨大反响。《十万个为什么》是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一套小百科性质的大型少年儿童科普著作。自1961年起,已出版了5个版本。著名科普作家高士其的许多作品,如《细菌世界探险记》、《我们的土壤妈妈》、《揭穿小人国的秘密》、《太阳的工作》、《时间伯伯》,皆于1955年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尽管现在年轻的一代对中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生的一切,显得那么茫然和迷惑,甚至还有那么一点不屑,但凡人生与那个时代有过接触的人,都不能忘记,那时代的歌、那时代的电影、那时代的书。其中,或许就包括了苏步青的《现代微分几何学概论》、高士其的《我们的土壤妈妈》和著名的《十万个为什么》。
这个时期的科技出版工作者,是一批不顾劳累的工匠。他们象农民一样,终年面向黄土背朝天,辛勤耕耘;他们象建筑工地上的小工,每天用浑身的气力夯实着新中国出版业的基础。他们中的不少人,已把自己化成了黄土、化成了肥料,仍然奉献于身后的科技出版园地;留下的,大多也已白发盈鬓,面对着周围的浮躁和功利,照样心定如神,甘心做着缝衣匠。
记得“文革”结束不久,第一次走进上海科技出版社时的情景:踏着发响的木楼梯,穿过昏暗的走廊,推门进去,堆满稿件的书桌和一把把旧藤椅。今天,出版社的周围早已高楼林立,但缝衣匠们在这里埋头做嫁衣的情景依旧。那五六十年代的精神和作风,似乎已渗透于这里的楼梯、走廊和书桌、椅子。任何事业,离不开承上启下。新中国科技出版的奠基者,今人不会忘记你们!
蓬勃发展
粉碎“四人帮”后,上海科技出版迅速复苏,蓬勃发展。到2001年,上海主要出版科技图书的出版社从1家发展到10家,加上其他兼出科技图书的出版社,共有20多家;每年出版科技新书从不到200种增长到1600种,约占上海全年新出图书的20%。学科和出版门类比较齐全,基础科学、医药卫生、科学普及、科技画册、科技工具书等成为出版强项。700多名科技编辑广泛联系全国一流专家,积极跟踪“两院”院士科研著述,辛勤打造科技出版优越平台。科技报刊到2001年也已增长到300多种。
1977年以来,上海科技出版在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地学和生物学六大基础学科专著出版方面渐趋成熟,精品迭出,不乏中国科学院院士和外国科学大师的名著名译,对基础科学在我国的教学、研究和传播起到促进作用。
经过多年积累,一些出版社的基础科学专著形成丛书,产生规模效应,有利于吸引著名科学家的一流专著,丛书质量不断提高,形成品牌。如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科学前沿丛书”、“科学专著丛书”、“现代数学丛书”、“物理学前沿丛书”;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非线性科学丛书”等。
上海科技出版始终站在科技前沿,及时介绍国内外新学科和高技术的发展,尤其在当代科学思潮和生命科学等领域,常有引领全国出版风气之先的著作问世。如1983年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出版《突变理论入门》、1988年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新学科译丛”、1987-1990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当代科学思潮译丛”、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学科丛书”、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交叉学科手册丛书”。
传播科学技术、提高国民素质被列为“需要特别重视的内容”,科普图书出版呈现新面貌。1977年到80年代中期,上海出版2000多种科普图书。80年代后期到1993年,全国科普图书出版不景气。上海一些出版社坚持社会效益第一原则,仍然推出一些社会影响较大的科普图书。1994年中央发出加强科普宣传工作号召,推动了上海科普图书出版再掀高潮。图书品种剧增,每年达400多种。内容涵盖广泛,以普及新学科和高技术知识、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科学精神为重点,佳作连年不断。
同时,上海科技出版率先按照国际惯例,尊重知识产权,通过版权贸易,使数百种沪版科技图书精品走向世界,而且进入西方主流语言社会的比例较高,传播了中国的先进科学文化,增强了自身的国际竞争能力。
上海现有科技报刊370余种,学科齐全,内容覆盖广泛,有指导类、学术类、技术类、科普类、检索类等五大门类相配套的出版体系,2000年我国期刊最高奖项“中国期刊奖”评出64种期刊,其中,上海的《上海环境科学》、《大众医学》、《中国药理学报》、《化学学报》等9种榜上有名,并进入国际重要检索系统。上海现有科普期刊32种,老资格的科普期刊《大众医学》、《科学画报》、《科学》等“九五”期间再次获全国优秀科技期刊奖。
中国科技出版界的春天,是与1978年的科学春天一起来临的。如今,在这片出版园地里,好一派繁花似锦的景象。作为读书人,我们会庆幸自己处于一个精神食粮如此丰富的时代。各个学科、各种类型的科技书籍,使莘莘学子可以与世界科学大师对话、年轻的学者及时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国际科坛一窥中国学术界的出墙春光。当年李善兰、徐寿、王韬、华蘅芳以及中国科学社的先辈们,会欣慰自己播下的种子,能长成如此兴旺茂盛的一片园林。
然而,面对先人的目光,我们还应想些什么?纵然,我们拥有了一个春光明媚的今天,但若将时间的坐标往后移个百年,对今天的成绩用一把相对的尺子来重新衡量,其得出的“辉煌率”,能比得上我们的先人吗?或者,将时间的坐标前移百年,让后人来评价今天的成绩,我们能得到的“敬仰值”,会与严复、张元济相齐吗?
上海曾是中国最主要的科技出版中心,这种荣耀或许只能属于历史了。当然,时代与条件已不可能让上海的科技出版再“一枝独秀”;但是,如何使我们的出版,跟上当今科技与社会的飞速发展,无愧于知识爆炸、人才辈出的新时代,适应于经济、社会发展对科技的巨大需求,这是今天的上海出版人无法回避的严峻挑战———我们怎能让荣耀只属于历史呢!
图片专题:科技出版百年
选稿:宗和 来源:文汇报 11月19日 作者:舒华 姚诗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