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若毛泽东不偏科

 

昨天晚上看中央电视台的电视剧《恰同学少年》，其中有一集是对青年时代毛泽东在长沙第一师范读书时的偏科现象做了解释。通过剧情的设计，证明毛泽东的偏科无可指责，正是雄才大略者的特质。

对于这种解释我很不以为然。这是对我国已经很失败的教育的一种误导。

在讨论这个问题以前，我先申明我是很反对分数第一的，也认为在中学就分出文理科学生不是什么好事。而对于偏科，特别是对自然科学的学习不及格或很勉强，就决不是什么值得夸耀的好事。

所谓偏科，是指一个学生各科学习成绩不均衡，只是某一科或几科的成绩特别好，而另一科或几科的成绩特别差。对一个具体的学生，出现这种情况，并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老师会针对具体情况做出判断，帮助其尽量加以纠正，因为从知识的结构和社会的实际需要出发，还是能基本掌握各科要领为好。也就是说偏科是要加以纠正的，更不能加以鼓励。

而如果一个社会和一个伟人偏科，那有时是灾难性的。中国恰恰就遇到过了这样的灾难。

首先，数千年以来，整个中国传统的科举制度和由此产生的社会文化取向，就一直是重文轻工。能写一手好诗或好文章者，往往仕途无忧。中国人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指的就是读四书五经和文化典籍，理工农医是被视为不入流的“匠人”或“手艺人”的“雕虫小技”。以至于中国的自然科学发展受到严重阻碍。

李约瑟对中国曾经有那么发达的科技而近现代却落后于世界民族之林，深感困惑。其原因正是中国的社会近几百年的偏科严重使然。有人会说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让读者看到中国科技长期领先世界，证明中国社会不存在偏科现象。这是一种自欺欺人之谈。一部中国的科技史，要由一个外国人发掘才得以张扬于世，本身就有一定讽刺的意味。主要的是，这恰恰谈的是历史，并且是较早的历史。就世界各国对世界科技的贡献而言，特别是对于现在社会赖以立足的现代自然科学，我们中国人的贡献与我国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可以说我们是在享受别人创造出的现代科技文明却还要一再高声说我们早就有“四大发明”在先。不要忘记现在别人还有许多东西对我们禁售和禁运，为什么？我们还没有。当然，如果我们不再偏科，我们迟早会都有，这是中国应该证明给世界看的。我就期待着中国人亲自登上月球的那一天。并且相信这一天不会很远。

再来说一国之君偏科的危害。毛泽东偏科的一个直接“成果”是中国科学院的院长很长时间由郭沫若先生担任。郭老是一位与毛泽东在诗文上唱和的文化人。让郭老去担任文学院的院长或许是任人为贤之举，而让郭老任中国科学院的院长，足见毛泽东将自己偏科的缺憾在治国中加以了发挥。毛泽东从选秘书到选重要部门领导，无不以“文章”如何取向，这种做法至今都还在影响中国的任人之道，许多中国的要职就由所谓“笔杆子”担任着。他们对自然科学的无知程度直接影响着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

六十年代初，在北京有一个科技展，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建议毛泽东去看一下，不料毛泽东很不高兴地说：你对这些东西怎么那么感兴趣？而不去研究马列主义？（大意如此）。毛泽东的这番话使本来学工的毛远新从此对政治感兴趣，成为毛泽东“文化革命”的牺牲品。这个典型的事例说明毛泽东对科技的态度。有人会说他也主张搞原子弹搞人造卫星，那是为了国防的需要，军事上的需要。深层次的仍然是一种政治需要。

如果毛泽东不偏科，在六十年代现代科技基础的电子工业发展的时期，就不会去搞“大办钢铁”和“三面红旗”，而是让中国迟至上世纪80年代才到来的科学的春天提前至少20年；如果毛泽东不偏科，他对文化的那份“敏感”就不至于导致那么多的文字狱，说出“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这样的话。

这当然全都是假若，也许假若毛泽东不偏科，他也就成不了一代政治伟人。那对中国社会到底是幸还是不幸？也都只能做出假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