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美国校园枪杀案 

发生在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校园里的枪杀案，举世瞩目。32个无辜的生命，瞬间消失。对他们的不幸遇难，我们表示深深的哀悼。对于发生这样重大的不幸事件，大家在表示震惊的同时，对引发事件的原因也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分析，从而折射出不同人的心理。

特别是在案发第一天“有消息”说枪杀案的嫌犯是一个“中国留学生”时，发布这种消息的人所想传达的信息，包含某种言外之义。现在，当证实凶手是一位韩国留美学生时，我的心情也不会有丝毫舒缓，因为这仍然是一个值得深入分析的问题。

美国社会的惯例，对杀人凶手都要进行精神分析，他们认为在美国这样完美的社会竟然有人行凶杀人，非精神有病者莫属。所以刺杀里根总统的凶手被证明为精神有病，这次这位留美韩国学生也已经被指出有精神方面或心理方面的毛病。用杀人者为精神病人来阻止人们深层次地对犯罪社会原因的分析，不失为一个聪明的办法。因为精神病人是什么样的怪事都做得出来的，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了。将凶手说成精神病人，也就使一个本来具有深刻社会含义的案件变成了“个案”，是“突发事件”。所以美国政府很快表明不会对枪枝开放政策做出什么改变。即使有人想就此案有所发挥，那也有人想引导到“华人”或“亚裔”的身上，与美国无关。

但是，还是有更多的人想从更深的层次来分析这个事件。以下我想通过摘自网上的一些报导来分析这个问题：

2007年04月19日02:07， 据中国新闻网报导：“家住马里的华人心理医生宋志颖博士今天在接受本网记者电话采访时认为，此案揭示了广大留洋亚裔学子共同面临的问题，精神压力和文化压力，可能造成更多的亚裔学子心理问题，三十三条人命的血案，难道不足以敲响亚裔心理健康的警钟吗？”

   这篇报导不仅仅显示出凶手有心理问题，而且认为所有亚裔学子都存在“共同面临的问题”，那就是精神和文化压力。这是越过“枪支管理”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较深层次的分析。持相同观点的还有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李玫瑾，“她认为，目前分析这起悲剧的原因时，许多人都将目光集中于或归咎于美国的枪支泛滥。但是，真正需要人们引起高度重视与关注的，是如何发现人的异常心理问题。应该看到，心理问题的危害性更甚于枪支问题。因为，对于心理问题严重的人来说，即使没有枪，他也会对社会造成巨大的危害。中国这类

案件并不少见。枪支可怕，心理问题更可怕。”（2007年04月19日02:44 中国青年报）

   为什么会引发这些心理问题？有没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这才是笔者最为关注的问题。这实际上涉及的是犯罪社会学的问题。

  在展开谈这个问题之先，先就人种问题谈一个观点，当我第一次看到这个信息并得知可能是中国留学生干的时，我脑子里马上闪现的是晏子的话：“婴闻之，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今民生长于齐不盗，入楚则盗，得无楚之水土使民善盗耶？”现在看来，这个“水土异也”的理由，对韩国学生、非洲学生、全世界的学生都是成立的。发生在美国社会的问题只能从美国去找，而与人种无关，同样一个人，在自己的国家可能不会发生这样的问题，但是到了美国，就有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这还不发人深省吗？

   如果这个留美韩国学生当初留在了韩国，没有来美国，可能他现在还在韩国的某所大学学习，不会喋血美国。他到美国时才8岁呀，他成长在美国，受到了怎样的精神压力，现在只有让地获的判官去问了，因为他上不了天堂，连上帝都无法知道。

   肯定有人会不同意我的分析，因为有些人认为现在世界上最美好的国家，也就是美国了，如果在美国都成长不了，那还能去哪里成长？所以有人马上担心签证的问题，担心美国会因此收紧对亚裔的签证政策。还是有很多人想去美国哟。

    再来说心理学的问题，将犯罪问题归纳为心理问题是将“精神问题”做了适当放大，成为一种社会问题，心理问题有群体特征，因此，这多少是一个进步。就像我们发现了“沙斯”或“禽流感”，不能因为是“个案”而不采取措施一样。前面引用李教授的发言就说了“枪支可怕，心理问题更可怕。”

心理问题既然可怕，就得拿出治理的办法。如果只针对心理现象进行辅导，那就如修订枪支管理办法一样，仍然是头痛医头的办法。

现在我国流行一个词，叫“仇富心理”，被认为是一种不正常的心理现象。“物权法”的公布，更加证明富有是合法的，不应该去加以仇视。不幸的是，这次留美韩国学生留下的写有他心思的纸片，也显示出他具有“仇富心理”。看来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2007-01-23 12:02 南方都市报报导了香港委员廖焕辉对东莞社会治安和香港社会治安的差距的看法。他指出：“从犯罪社会学的范畴来看，东莞之所以治安形势严峻主要根源于贫富差距的扩大化和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从东莞的外部环境来看，东莞是属于先富起来的地区，东莞的流动人口多，加上个别流动人员在莞找不到工作，生存面临危机，故引发了更多的社会治安问题。”

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和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是导致犯罪的社会原因，这说到了问题的关键。这说的就是滋生犯罪的土壤。更深入地分析，这种土壤还产生出一种社会制度，一种文化，一种不公正的制度和偏见文化，这才是原罪。这就是宋博士说的“文化压力”。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压力呢？这是对原罪的偏见引起的仇视。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但是，对于有过错甚至犯罪的人，如果处置不当，就会引发极为严重的后果，我们现在无法猜测这位韩国学子在美国受到了什么样的压力，但他肯定是受到过某种压力，才导致他有如此疯狂的举动。精神错乱也好，心理变态也好，总之是他的精神出了问题。我们分析这些问题，一点也不是想开脱什么，而是要防止出现同样的事件。

2006年1月12日00:03 红网报导了这样一条消息：“河南人老张已经50多岁了，10多天前，来浙江嘉兴一工地做水泥工，因缺钱花，10日中午，偷拿了工地上的5个铁构件，想卖到废品站（估计能买四五块钱）。他藏着铁构件正要走出大门，“意外”发生了：咕咚一声，一个构件从裤兜里滚出来。保安发现后，随即将其作为小偷，先是殴打，然后脱掉他的棉衣长裤，在寒风中罚站了3个多钟头。（1月11日《都市快报》）

年关了，小偷小摸事件渐趋增多，毋庸讳言，作案的有部分是外地民工，他们无钱还乡，一念之差，干点小偷营生，这当然不对。从被抓小偷遭遇的悲惨情形看，——要么当众遭羞辱，要么横遭毒打，甚至有被打丧命的，而且大多是民众自发进行的法外惩罚，我不能不提醒一句：警惕冉·阿让式的悲剧重演。”

冉·阿让是法国著名小说家雨果的名著《悲惨世界》中的男主角，出身农民，家里很穷，有一次看见姐姐的几个孩子饿得直哭，于是去偷了一片面包，不幸被人抓住，判了5年徒刑，后因几次越狱，被抓回来又加判了共14年刑期，结果为了一块面包坐了19年的牢。出狱之后，他到处遭人白眼，没有工作，没有饭吃，他发誓一定要向社会复仇。这段情节说明，即使是来自法律惩罚，如果不问偷窃原因，判罚失当，非但不能达到改造人的目的，结果可能适得其反。后来冉·阿让在米里哀主教家避难，尽管主教善待他，但被多年的苦难折磨的冉·阿让却偷了主教的银器。主教竟为了救他哄过警察，并将两个珍贵的银烛台送给他。冉·阿让深受感动，决心重新做人，开始新的生活。

2006年12月15日07:30 西部商报在报导了一个曾经参与诈骗的女孩子被人割断脚经后的遭遇时，写到：“ “只有爱才能生产出更多的爱”。而我们社会上流行以恶制恶，以暴制暴的价值观，以及接受这种价值观的人以及制度，并不能从根本上真正改变一个人，不能让社会更和谐，而只会让这个社会更冷漠。”

社会的冷漠将导致当事人的心理的变化，这已经是铁的事实，在一个贫富差距极大的社会里，在存在着严重文化偏见的社会里，如果法制以公正的名义拿出铁的面孔而实际上又有很多的不公正，在这样的土壤里，能长出好的橘子吗？

   除了严重的贫富不均，和对弱势群体的歧视，美国的强权政治和以武力作为解决问题的最高手段的国家政策，也滋生了美国的暴力文化，这是美国校园枪声不断的根本原因。如果不消除这一原罪，可以肯定，类似的事件还会时不时地发生。

现在，我国提出建立和谐社会的理念，是非常及时和恰当的。最近一两年对社会事件的报导和处理模式都已经体现出很多人性化的倾向，这是非常令人欣慰的。全国各地正在对社会低保和医保等做出调整，对弱势群体表现出了更多的关怀，是减少社会不公正和建立和谐社会的具体的措施，应该加以提倡和坚持。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让我们从现在开始，一步一步地走下去，走向真正的和谐与繁荣。让全世界的土壤都能长出橘子，让悲惨的世界不再重现。